从考古创造来看，中国历史上，男性墓主人的陪葬品中包括梳具盒的情形并不少见，不过，湖北枣阳九连墩战国楚墓出土的这一件男用梳洗盒却格外具有代价。它不是一件装梳洗用具的普通盒子，通过奥妙的设计，这只容器可以很方便地转化成一只矮几：
用一块整木制成盒身的相对两扇，并且在两扇盒身一真个木料上直接雕凿出铰链，这样，大小形状同等的一对盒身便可以迁徙改变，很随意马虎地对合到一起，或打开到任何角度，最大可至180度的水平状态。盒身内侧，按照一壁青铜圆镜、一把带柄青铜弯刀、一把木梳、两只小圆盒的尺寸与形状，凿出了量身定制的浅槽，收纳时，把镜、刀、梳、盒嵌置于相应的浅槽中，再将盒身高下对合，用绳索捆紧，这些内嵌用具便牢牢地固定住。由此而形成了一个可以安全移动的梳具盒，无论若何颠簸、翻转，内里的成套用具都不会晃动，不会磕碰。这一形式无疑尤其适宜携带着外出旅行，故而考古学者们将其命名为“便携式多功能装扮盒”。
九连墩出土战国漆木叠几
然而，该件用器之妙尚不止于此。在两扇盒身的内侧，彼此对称的位置，分别挖有一个“T”形支足的浅槽，并且在其内安装一只形状相称的支足。这只支足以转轴接合在盒身内面上，一旦放平，便如镜、刀一样，固定在浅槽内，丝毫不妨碍高下盒扇的闭合。但是，当盒主人须要润色容颜的时候，把盒子打开，将里面的镜梳等取出，然后把两扇盒身展成水平的状态，再将藏在盒内的一对支足拉出并立直，就形成了一张矮几。
把这张矮几置于坐席上，原来的盒盖面、盒底面就变成了朝上的几面，恰好可以放置物品。目前的研究对付这件梳洗盒的打开形式与利用办法有误会，以为利用时是将两个支足彼此对撑在一起，斜向支住半扇盒身，形成一个镜架，把圆镜放在倾斜的盒盖表面上。实际上，一对支足如此相撑，很难固定住，盒盖表面上也没有可以承托或拴系铜镜的部件，因此不可能是镜架。相反，一旦把两扇盒身转至水平的位置，再让一对支足戳立不才面，那么便是一个标准的战国“几”的形象。实际上，“几”字正是这一类家具的象形字，由一个平面加下面两个支足形成。
叠几折叠成扁盒时的状态
这件能够变身为几的梳具盒，单扇盒身长35厘米，展成水平之后，则几面长为70厘米，不过宽只有11.2厘米，是个窄长条。可惜干系画册中都没给出支足的长度，因此无法推测几身架起之后的高度。不过看起来支足之长不及盒身的一半，以是撑起来之后一定是一张矮几。考虑到盒主人是位男性，盒中特意配了一把青铜刀，那么这把刀子就该当是刮胡刀。于是，可以推理，当年，矮几打开之后安设在坐席上，从盒内取出的圆镜摆在正中，刀、梳、盒陈设两旁，可能是没有留下名字的楚国贵族对镜用弯刀精心修整髯毛，当然更可能的情形是一个奴隶举着镜子，另一个奴隶小心翼翼地替他刮胡子，然后再用梳子梳理髯毛乃至头发。至于一对小盒则可能盛有发油、染发剂之类，为髯毛、双鬓的都雅着力。
总之，这是一个便携式的男用梳具盒，一旦打开，则是个迷你的临时装扮台。纵然在本日，此件制品在设计上也绝不外时，如果有人用新型材料如塑料、聚酯等把这件战国漆木梳具盒复制一下，并且在色彩、装饰图案上采取当代风格，那么成品会显得是一件标准的当代设计作品，丝毫看不出它的原版与我们有着二十三个世纪的韶光间隔
在九连墩楚墓发掘之前，我们只知道，明清时期存在着类似形式的外出专用箱盒，明人高濂《遵生八笺》中有非常详细的先容，称其为“叠桌”，而且有乾隆时期的一件精美实物作为佐证。（可参考本人揭橥的《乾隆的叠桌》一文）傅申师长西席《“字画船”——中国文人的“流动画室”》一文里也提到：“当时有旅行用的文具箱和小书桌，折叠起来什么都可以放在里面，笔墨纸砚完好，架起来是小桌子，合起来就变成一个箱子。”同时还给出了这种叠桌的形制示意图。
然而，没有想到的是，早在公元前的战国时期，如此的奥妙形式已然发明出来，而且非常成熟。依照高濂“叠桌”的命名，我们可以把九连墩楚墓出土便携式梳具盒名为“叠几”，其闭合起来形成妆盒时，确实便是一张几被折叠起来啊。
同一件器物，合起来便是容器，打开来便是小桌，可以来回轻巧地变形，随着变形，供应了两种完备不同的利用功能。由它可以明确的是，历史上，确乎存在着“中国设计”这样一个履历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