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的功用在传情达意，传达的办法不外口说与笔写两种。笔墨未产生以前，统统都靠对面交谈；有了笔墨，声借形留下可行远传久的痕迹，这就叫做“书”。“书”字在古训中有“舒”“如”两义，“舒”是舒达心意，“如”是言恰如心。书以记言，言为心声，以是书便是笔谈，作者借这个媒介向不能对面的远方人或未来人倾衷曲。就这个意义说，统统著作都是作者致读者的信，现在所谓“信”古人通叫做“书”，可见著书与通信在基本原则上是同等的。
不过一样平常的书本和信札有一个主要的分别：书本是写给一样平常读者群，作者与读者不必有私人的关系；信札是专为某一人或一群人看的，作者与读者常日都有某种私人的关系，或是亲友，或是师徒主仆。这种私人的关系带给了信札一个特色，它显出作者与读者在情绪态度上的分寸，亲切或是疏泛，爱慕或是怨恨。写信与著书不同：著书能使读者“如闻其语，如见其人”，就算能事已尽；写信则不仅要表现作者与读者私人契合的程度。书可泛说，乃至眼力可以不注在读者；信就必须“切己”，心目中时时想着读信人，一封见不出私人情绪的信便是一封不必写的信。
在西方，凡是私人中间的笔墨传达一律叫做“信”（leers））。在中国，它随作者身份与内容性子而有各类名称。上行言事者叫做“奏议”，“奏议”“上书”“章表”或“禀”“呈”，下行言事者叫做“诏令”或“论旨”，同辈通闻者叫做“书”“启”“笺”“牍”等等。上行下行者虽有私人的关系，大半是公事文章，有时近于律令与策论，可以略而不谈。本文所称“书牍”大致采纳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的分类。不过“书”与“牍”实在还有分别，“书”是很正式而且很郑重的写作，有时是长篇大论，言政讲学，像叔向《诒子产书》，司马迁《报任安书》以及韩愈《与孟尚书书》之类；“牍”是纯粹的私人随便道款曲的笔墨，不发大议论，不谈国家大事，有如对面谈心或说家常话，这种信在西方常日冠上“亲切的”（intimate）或“推心置腹的”（condential））之类形容词。《昭明文选》把“书”与“笺”分列，“笺”便是“牍”，古人写信用木简，“笺”“牍”“简”“札”都是同义字。用木简就不能不“简”短，简短也是这类信札的一个特色。本文意在谈小品文，以是从前所谓“书”的一类也略而不谈，只谈随便写来的简短的亲切的那一类书函。
这类书函本非著述，在著述家看，它们难免不免零散不敷道，以是常日不把它们采入史传或选集。时期愈久远，这类材料愈不易征采。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由于古人的文章特殊以简朴见长，最宜于书牍。统不雅观中国书牍演化，约可分为五个期间，它们的分水界在魏晋，盛唐，北宋，以及晚明。魏晋以前，著录的书牍多为吉光片羽，言简意赅而风味隽永。《文心雕龙·布告》篇引秦绕朝赠晋士会以策：
子无谓秦无人，吾谋适不用也。
如果“策”字依刘彦和解作书简，这便是短信的一个古例。这两句话希望晋人不要鄙视秦人，伤叹秦君无知见，弗成自己的计谋，预见秦要受晋的欺凌，满腹牢骚都发泄在这一声愤慨中。《史记》载项羽要烹汉高的父亲，汉高回答说：
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尔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
寥寥数语把两人性格完备托出。项羽粗暴冒失，出此下策，汉高临危不乱，他的话带有打官腔，歧视，恶毒，果决，诙谐各类意味在内。汉朝天子多长于辞令，文帝与赵佗书是人所熟知的，看他多么慈祥，坦白，委婉，藏锋不露！
马援退休，光武给他一封短信说：
卿归田里，曷不令妻子从？将军老矣，夜卧谁为搔背痒也？
关怀之中寓谐谑，一代风云人物，退到田舍中请老妻搔背，也颇令人起风趣之感。
中国文章风格素重堂皇典雅，看起来如踩高跷行路，高则高矣，无奈站在人行路之上另一个平面上，与日常生活隔着一层。两汉文章虽“淹博无惭于古”，却还有像王褒的《僮约》那一类呶呶道家常零散的文章，这种较民平易近的风格较宜于便笺小简，我们在汉人书牍中还可以看到这种风格。姑举两例。一是人所熟知的杨恽《报孙会宗书》：
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炮羹，斗酒自劳。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数人，仰天拊缶而呼乌乌。
一幅家庭行乐图，一腔罪臣的委曲，都跃现目前。另一是冯衍与妇弟任武达书。冯衍妻悍而妬。疑夫通婢，不免泼辣打骂。他写信给她的弟弟埋怨，中间有这句话：
惟一婢，武达所见，头无钗珥，面无脂泽，形骸不蔽，伯仲挹土。（妇）不原其穷，不揆其情，跳梁大叫，呼若入冥。贩糖之妾，不忍其态。
丑婢与悍妇的容貌神色也写得淋漓尽致。这种写实的风格可惜一挫于六朝绮丽，再挫于唐宋高古，没有健旺的发展。
魏晋书牍已开始染着辞赋骈俪的风气，看到昭明所选的书笺，我们就以为已进到另一天下。这风气始于建安七子一贯推演到齐梁。不过在这新时期的初叶在曹孟德、诸葛武侯、王右军诸人书牍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汉人的简隽。在曹氏父子中我最佩服老瞒，不论诗歌或书牍，都显得英气勃勃，不是当时雕章琢句的文人们所可望尘。且看下列数例：
今幼主微弱，制于奸臣，未有昌邑亡国之衅，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诸君北面，我自西向！
——《答袁绍书》
近者奉辞讨伐，旌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
——《遗孙权书》
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
——《又遗孙权书》
“诸君北面，我自西向”，何等斩钉截铁！
“方与将军会猎于吴”，何等优闲诙谐，弗成一世！
“孤烧船自退”，何等自欺欺人！
“奸雄”与“老瞒”于此见之。不过此公于霸气中自有一副柔情侠骨，读者无妨校阅阅兵他的遗嘱和与荀彧悼郭嘉书，去看看这位奸雄性情的可爱的一方面。
诸葛公在危难中受重任，忠贞体国，具见于出师二表，其他教令书牍，大半论事论人，操心危，虑患笃，处处见出孤臣孽子的谨慎周密，固不期以笔墨见长。姑举三例以见一斑：
前后所作斧，都不可用……彼主者无意，宜收治之。非小事也。若临敌，败人军事矣。
——《作斧教》
张飞虽实武人，敬慕足下。主公方今收合文武以定大事。足下虽天素高亮，宜稍稍降意也。
——《与刘巴书》
臣家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孙衣食自有余饶。臣身在外，别无调度；随时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臣去世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盈财，以负陛下也。
——《临终遗表》
从他的书牍中我们所见到的孔明是一位小心翼翼的人，决不如传说中那位穿八卦衣摇鹅毛扇的那样萧闲清闲。
右军善书，以是他的书函寸纸只字都被后人器重，保存的比较多。现存右军请帖有许多是零星不完备的，单就每一帖看，固然各具风味；但是要明瞭他的全体的人格，非把全部书帖摆在一起看不可。中国书牍圣手古今只有两人，前有王右军，后有苏东坡，两人胸襟气度也颇有相似处。右军是魏晋人物的一个范例的代表。后人对付魏晋人物的意见多侧重“清谈”“旷达”一方面，实在这只是一方面，而且不是庐山真面孔，看右羽书帖便可以知道，他写给殷浩、谢安、谢万诸人的长信，谈论国家大事，品题人物，讲授处世做人的道理，都有大臣的老成谋国，醇儒的立己立人的风姿。比如他诫谢万的书：
以君迈往不屑之韵而俯同群辟，诚难为意也。然所谓通识，正自当随事行藏，乃为远耳。愿君每与士之下者同，则尽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复何有，而古人以为嘉话。
济否所由，实在积小甚至高大，君其存之。
这算得“清谈”，又算得“旷达”么？（关此点可参看“断酒帖”“憎运帖”“群凶帖”等）。再看他谈到家庭婚丧的一些信：
吾有七儿一女，皆同生，婚娶已毕，惟一小者尚未婚耳。过此一婚，便得至彼。今内外孙有十六人，足慰目前。足下情至委曲，故具示。
——《十七帖》之一
延期、官奴小女并得暴疾，遂至不救，愍痛贯心，奈何！
吾以西夕，至情所寄，惟在此等，以荣慰余年。何意旬日之中，二孙夭命。早晚旁边，事在心目，痛之缠心，无复一至于此，可复如何！
临纸咽塞。
像这类的话，帖中不知凡几。右军自是至性深情人，不容以“旷达”二字书之。我寻遍右军诸帖，没有一语可见旷达，他有闲情逸致，常爱在人生崇高柔美方面流连玩索，却是事实。他寄信给在蜀的朋友，详询汉画可否摹取，盐井火井是否真有，严君平司马相如扬子云有无后人，并且表示愿登汶岭峨眉一游，说“得果此缘，一段奇事”。另一帖向人索取青李来禽樱桃的种子，“吾喜种果，今在田里，惟以此为事”。此外有约人围棋、采菊、登山诸帖，都可以见出右军对人生许多方面意致都很浓。我们把右军帖全部一看，可以对他的为人得到一个很清楚的印象，而这印象是和一样平常人所想象到的魏晋人物相差很远。
子桓子建兄弟与吴质、陈琳诸人来往书函，已开六朝绮丽的风气，到齐梁愈甚。当时写信如写字绘画已自成一种艺术，写信者都故意在这上面做文章，仿佛叫收信人不仅知道信的意思，还要把它当作一件宝贵的作品留存，随时可以取出抚玩。爱这类“美”文的读者们可以问津于《昭明文选》或《六朝文絜》，这里只略举数例，以见风气的转移：
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棋间设，终以六博，高谈娱心，哀筝顺耳，驰骋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沈朱李于寒水……
——曹丕《与吴质书》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
——邱迟《与陈伯之书》
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高峰入云，清流见底。两岸石壁，五色交辉。青林翠竹，四季俱备。晓雾将歇，猿鸟乱鸣；夕日欲颓，沈麟竟跃。
——陶宏景《报答中书书》
人非新市，何处寻家；别异邯郸，那应知路？想镜中看影，当不含啼；栏外将花，居然俱笑。分杯帐里，却扇床前，故是不思，何时能忆？
——庾信《为萧悫与妇书》
这些书牍都极力把稳调声设色，残酷满目，有如蜀锦吴绣。在艺术中它们颇像晚唐诗，南宋词与明清院书，极精工之能事。不过就个人的意见意义来说，我还是喜好家常随便的一类。除掉王右军以外，六朝书牍属于这一类的也颇不少。比如下列数例：
江表惟长沙有好米，何得比新城粳稻耶？上风吹之，五里闻喷鼻香。
——曹丕《与朝臣论禾稻书》
少加孤露，母兄见骄，不涉经学。性复疏
——嵇康《绝交书》
汝夙夜迟早之费，自给难堪。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劳。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陶潜《诫子书》
仁寿殿前有大方铜镜，高五尺余，广三尺三寸，立著庭中，向之便写人形体明晰，亦怪也。
——陆机《与弟云书》
这类自然流露的笔墨，易见作者平生性情与一时兴致，实在比前面所引的那些花枝飘荡的文章较富于生气。
唐朝古文运动是对付六朝绮丽的一种反动。就一方面说，文章由骈而散，由繁富而古朴，理应宜于产生轻便自然的书牍；可是就另一方面说，古文家不但故意为文，而且时时存心摹古避俗，每每不写信则已，一写便是长篇大论，拖着腔调说话。韩柳诸大家文集里所谓“书”都实在是“论”，没有一篇随意写的尺牍；《唐文粹》的几卷“书”也是如此。这当然不就能证明唐人不写这类尺牍，但是单就它们不被收入选集一点来说，当时人看轻这类小品，却无可置疑。从现存的长篇书信来看，唐人对付尺牍似未见善于。论政论道论文的书信置之不论，就拿自道衷曲的书信来说，它们也每每有些装腔作态。姑举两例：
与足下久别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悬悬于吾也。各以事牵，不可合并。其于大家，非足下之为见而日与之处，足下知吾心乐否也？吾言之而听者谁欤？吾唱之而和者谁欤？言无听也，唱无和也，独行而无徒也，是非无所与同也，足下知吾心乐否也？
——韩愈《与孟东野书》
茕茕伶仃，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无与为婚，世亦不肯与犯人亲密。以是嗣续之重，不绝如缕。恐每当春秋时飨，孤独捧奠，顾盼无后继者，栗栗然欷歔惴惕。恐此事便已，椎心伤骨，若受锋刃。此诚丈人所共悯惜也。
——柳宗元《与许孟容书》
两书在韩柳文集中都是上品笔墨，个中有真情绪，写得很畅快淋漓，都无可否认，但是拿它们和汉魏人短笺相较，终不免有不惬人意处。意简而辞繁，其病一。故意摹古修辞，韩书故为低徊往来来往，摇荡生姿，柳书全体语调酷似司马迁《报任安书》，两书都拉着腔调说话，不似平凡人缕缕道家常口吻，其病二。唐人本胎息两汉，特殊景仰汉人的奇古朴茂。不过汉人的奇古朴茂是本乡本调，家常亲切；唐人的高古朴茂则如南人当京官学蓝青官话，一听到就令人以为他有几分勉强造作。古文家轻视尺牍，尺牍恐怕也必须回避古文家；由于尺牍代替面谈，而面谈的胜境在无拘无碍，家常亲切，它最忌讳扮腔打官话。
宋人的文章风格大体继续唐人，可是多少放弃了唐人的那种殿庑巍峨的气候而来于平淡轻便。这变革在诗中最显著，在书牍方面也可以看出。因此，宋人的书牍比较民平易近。古文的风气仍很盛，“书”还是皇皇大文。唐人原有一派保存着六朝的骈俪，宋人也没有完备放弃这方面的传统；欧阳修，王安石本来都是古文家，而集中小“启”大半还是骈俪。不过当时用骈俪作启，已把它作官样文章看待，大半用在应酬方面，姑举一例：
伏审荣膺帝制，显正台司，伏惟庆慰。伏以史馆相公诚明禀粹，精祲穷微。高步儒林，著三朝甚重之望；晚登交陛，当万乘非常之知……
——欧阳修《贺王安石入相启》
这种四六体尺牍已开后来幕僚文牍的风气，文无足取，影响却甚广大。不过在宋人尺牍中这究竟不是正宗，正宗必数苏、黄。东坡、山谷的书函在当时已为人器重，以是早就搜集印行。东坡是绝顶聪明人，胸无尘芥，诗文字画都如行云流水，意到笔随。一样平常文人强作“雅”语，每每“雅”得陋俗不胜，东坡的风雅却是他的自然本色，毫无造作，这是他的难能名贵处。东坡如右军，在全部尺牍中现出一个很明显的性情，篇篇都有独到，不宜以一斑窥全豹。我们在这里勉强举例，只是想引起阅读全书的兴趣：
过辱枉顾，知事务冗迫，不敢久留语。纸轴纳去，余空纸两幅，留与五百年后人跋尾也。
——《与孙于思》
今日雾色尤可喜，食已，当取天庆不雅观乳泉泼建茶之精者。念非君莫可与共之。然早来市无肉，当相与啖菜饭耳。不嫌，可即今相过。
——《与李公择》
或圣恩许归田里，得款段一仆，与子众丈杨宗文之流往来瑞草桥，夜还何村落，与君对坐庄门吃瓜子炒豆，不知当复有此日否？
——《与王元直》
某睹近事，已绝北归之望，然中央甚安之。未话妙理达不雅观，但譬如元是惠州秀才，累举不第，有何不可？
——《与程正甫》
这些尺牍简隽自然，犹是汉魏人风味，不像韩欧诸公那样踩高跷拉调子说话。“言为心声”，东坡能“以言语妙天下”，还是由于他的胸襟超人一等。
苏黄并称，不过在尺牍方面，黄只能算是一个配角。他的短简大半谈读书写字，亦偶有涉及私人日常生活的，但常不免自持，姑举两例：
子瞻论作文法，须熟读《檀弓》，大为妙论。书字甚工，然少波峭，政以不雅观古人书少耳。可取古法帖日陈旁边。奇迹之余辄写数纸，颇胜弈棋废日。
——《与孙邠老》
某寓舍已渐完。使令者但择三四人差谨廉者耳。既不出谒，所与游者亦不多。山花野草，微风动摇，以此终日。衣食所资，随缘厚薄，更不劳治也。此方米面皆胜黔中。食饱饭，摩腹娑婆以卒岁耳。
——《答宋子茂》
这种尺牍本也楚楚可人，但是摆在苏公的作品一起，终觉作者胸中没有那一股清气，笔下也没有那种灵巧气。
明朝人最讲究尺牍，时期较近，流传的也较多。赖古堂《尺牍新钞》包罗较富，其次则陈眉公的《翰海》所收的也大半是明人作品，明人尺牍也像他们的字画诗文一样，爱做表面工夫，风致翩翩，但缺少真正的生气，有时竟“雅”到陋俗不胜。姑举数例：
一水盈盈，重门深闭，美男夜从何路来吾梦境也？计剪灯细语，当在林莺唤友梁燕将雏之际。
——孔顾之《寄朱景周》
师长西席言霏霏流霞，竞爽眉际，都是晋人气味，一见凉骨。痴俗人那得领如许清快。
——徐文长《与屠赤水》
山中已有一亭，次第作屋。晨起阅藏经数卷，倦即坐庭上，看西山一带堆蓝，天然一幅米家墨气。年后闲走乳窟听泉，精神日以爽健，百病不生。三月初间花鸟更新奇，来往数日，烟云养活，受用不尽。
——袁小修寄弟
这都是范例的明人气味。他们都有些“斗方绅士”的习气，啸傲山川，纵情风月，自以为是世间第一等高人雅士，友朋酬酹，相互激扬，日日以“雅事”消磨岁月，作“雅语”自慰衷怀。他们的尺牍便是这样写成的。他们的好处古人都已有了，古人的好处他们摹拟渲染，每每就成为他们的坏处。说艳丽他们和六朝相距甚远；说隽永他们所得的只是苏东坡的牙后慧。
不过这只就一时风气而言，通则都有例外，明朝人也有些能自拔于流俗的。宗子相《报刘一丈书》，描写士子奔忙权贵之门的丑态，淋漓尽致，常见于选本，无用钞引。此外我颇喜好像下列两例的书函：
先司徒及先太安人平生不问卜，不推命。男女婚姻，一言即决，亦不待媒妁之往来来往也。故儿辈结缡，并未尝先求庚帖。……小女今十六岁，辛丑生，其月日与时亦不能详。庚帖，造命也。命曰造便当造之。必得小女庚帖，乞迁数月，俟有精于推命者命其造一八字，极富极贵极多男，方送来如何？
——张萱《答人议婚》
弟入都半载，尘垢全身，未经一浴，无此具也。北人都不办此，且谓多浴耗神。不审此地诸公得此养生妙诀，果能与鼓筏比算否？老年翁以南人居北，必能避此迂风。如有其具，幸为一假。
——李渔《与倪涵谷》
我喜好这类书函，由于它们有一事就说一事，说得刀切斧砍，不虚假风雅，也不咬文嚼字，而笔墨也自明快可读。
书牍虽小道，却是最家常亲切的艺术，大可以见一时期的风气，小可以见一人的性情。回顾中国二千年来书牍风格的演化，约有三个主潮。一是古文派，像乐毅《报燕惠王书》，司马迁《报任安书》，杨恽《报孙会宗书》，马援《与杨广书》以及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诸古文家的作品所代表的，选派作品在文体上以骈为主，严明有如正式著述，宏肆有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一是骈俪派，像曹丕《与吴质书》、邱迟《与陈伯之书》、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梁简文帝《与萧临川书》、祖鸿勋《与阳休之书》、庾信《为萧悫与妇书》之类所代表的。这派作品在文体上以骈为主，镂金绣彩，备极精工，情称其文时风致亦复翩翩可喜，辞溢于情时易流为浮华俗滥。一是帖札派，像曹操、王羲之、苏轼、黄鲁直诸人作品所代表的。这派作品与前两派的最大异点在随时应机，无意为文，称心而言，意到笔随，意尽笔止。就文体说，它随兴所至，时而骈，时而散，时而严明，时而诙谐，不拘一格。在这三派之中，最家常亲切而也最能尽书牍功用确当推后一派。但是这后一派在曩昔也最为人所忽略，由于过去文人不属于古文派就属于文选派，在古文派看，尺牍与语录小说同为冗杂不雅观观驯，在文选派看，他们在这里面找不到他们所倾慕的辞藻声色。因此，这一派尺牍每每不收入文集或是选本。如果尺牍要走上正轨，这风气必须纠正过来。我们要记得书牍本是代替面谈，我们所须要的是家常便饭而不是正式筵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