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末期，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为了争霸中原，在扬州蜀冈上筑城，用以屯兵储粮，城下开邗沟，沟通长江和淮河，这是扬州有史记载的最早构筑的城池。距今已有近2500年历史，邗沟也是我国最早开凿的一条人工运河。从扬州附近发掘出的新石器时期和商周期间的文化遗迹，解释这里很早即有先民聚居。在原始社会中，扬州属炎帝的一支，扬州城区,旧有“炎帝宫”,是将炎帝作为先人来敬拜的。周武王五十一年（前1066年），推翻了纣王的奴隶制统治，在公元前1065年，将他的儿子叔，封在邗国，即扬州府江都县（今扬州市区）。但史料上未见邗国筑城的记载，邗国被吴国所灭，吴王夫差所筑邗城，即因这里是邗国故地而得名。周慎靓王二年（前319年）“楚怀王城广陵”是在邗城的根本上第二次筑城。公元前159年，吴王刘濞在原广陵城址东侧增筑附外廊城，面积扩大50%。1978年在古城考古发掘中，创造北城垣中段，有戳印笔墨的砖块“北门”、“北门壁”、“城门壁”等字样，字体近隶书，可证为广陵城北门之所在。吴王刘濞在扬州开拓铜、盐资源，增挖邗沟支道——通扬运河。汉代扬州已是经济富饶，人烟稠密之地，成为一方繁华都会。
今黄金坝至螺丝湾桥为邗沟故道，在其南岸中段，原有“邗沟大王庙”，供奉着吴王夫差和吴王刘濞的塑像，按常规庙门皆应向南，而此庙朝北，是为了面对蜀冈上的城址，以纪念两位吴王最早首创城池，繁荣经济的感戴之恩。后来邗沟大王庙百姓作财神庙供奉。50年代初此庙尚存，其庙址在邗沟桥附近。
从春秋末期建邗城，到唐代、宋代在蜀冈上均建有城池，至唐往后，城池已扩展到蜀冈以下，东沿、南沿已展伸到今老城区古运河边，西沿到高潮河东侧，唐代蜀冈上是子城，为官驻地，蜀冈下是罗城，是居民和商贾云集的区域，两城相连，故称“双重城”。其城市规模仅次于当时京城长安和东都洛阳。唐代扬州为全国的经济中央，对外经济文化互换的国际性的港口。宋代，蜀冈上有宝祐城（初称堡寨城），蜀冈下有宋大城，北城缩小了唐代罗城的西部和北部，而在北部与蜀冈上的宝城，还建有夹城以相连通，称宋三城。自南宋往后，蜀冈上的城池就荒废了，城池均在蜀冈下发展。扬州自春秋战国建城之始至明代，此2000年中，较大规模的修建城墙，共有18次，而在南宋100多年，就修建城墙6次，解释当时扬州战火频仍，是军事争夺要地。
古城扬州饱经沧桑，历经磨难，在原地已延续了2480多年的建城历史，它始终巍然耸立于扬子江畔，与古运河相依为命。至今蜀冈上的汉广陵城以及唐代的衙城，其城垣、门阙、瓮城、水关，护城河等仍清晰可辨；蜀冈下，在城址的南门及西门发掘出的城墙建筑几个朝代迭压的遗迹和城门、瓮城和甬道、排水举动步伐等，可以看到扬州兴衰变迁的历史轨迹。（此两处发掘出的城墙迭压遗迹，现已作埋藏性保护，待有条件时，可修复开放。)考古专家们认为这是极宝贵的“国宝”。是中国古城博览的缩影，这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中，也是极为罕见的。（文末附扬州城池变迁图）
建国前扬州老城区的城墙和城门元至正十七年（公元1357年），朱元璋攻取扬州后，令元降将张德林守扬州，因城虚旷难守，截取宋大城的西南隅；修建一小城，周长一千七百五十七丈五尺。即今老城区的旧城。城门有五：北为镇淮门，西为通泗门，南为安江门，东为海宁门（大东门），东南为小东门，汶河贯穿城区，有南北水关。
明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随着经济的振兴，为防倭寇对东部郭外发展起来的工商业区及居民的袭劫，在其城东郭外扩建新城（即旧城向东延扩至古运河边）。三面周长一千五百四十二丈。城门有七：南为挹江门（钞关）、南便门（徐凝门），东为通济门（缺口）、利津门（东关），北为便门（便益门）、广储门、拱宸门（天宁门），即今老城区的新城。其城北沿护城河，向东开挖，与古运河相通。原旧城东侧护城河成为市河（即今小秦淮），设有南北水关。新城、旧城合为一正方形。东面与南面以运河为城濠，四周环水，城池面积约5平方公里。
建国前的城墙即沿用明代城墙。见史料记载，自明代天顺七年（公元1463年）起至清代，维修城墙、城堞、墩台、城楼等有十多次。建国前的城墙上的城堞，除城门楼附近保留部分外，其它大部已毁坏了。城堞是城墙两侧砌建的“女儿墙”,《墨子·备城门》中就有“五步一碟”的做法，是作为战时城墙上了望和射击留出的孔洞。城墙的城门楼和城转角都凸出墩台。城门上的城楼，到扬州解放前夕，也只有老南门一处城楼，是一座七开间的高大雄伟、有飞檐翘角的城楼，正中上悬白底黑字颜体书写的“安江门”横匾，其城门西侧即汶河通向运河的水关，建成一组颇为壮不雅观的建筑群，此处登城踏步宽约4米。
建国前城区全部由城墙围圈，城门外的护城河上，均有桥梁沟通交通。但面对运河，只是1948年在新辟的福运门外,建了一座宽不到3米的人行便桥“大荣桥”，行船时要将中孔吊起，因事件不断发生，1952年将该桥拆除。其它面对城门的运河上是靠渡船来坚持交通的。
城门都对着城市的紧张街道，城市对外交通，必需经由城门，在日伪期间和国民党统治期间，进出城门需持良民证。遇有情形，城门岗哨查抄甚严。
城门狭窄的甬道内，行人、畜生、挑担的、黄包车、独轮车,川流不息地流动着，成为贯穿城内外的大动脉。当时扬州城内饮用的水，是汲取的运河水，用独轮车装上两只封闭的椭圆形的木制水箱运水，经路面的颠簸，水花飞溅，弄得路面湿漉漉的。城内的燃料紧张靠芦苇扎成很长的柴捆，有的是肩挑的，有的是用独轮车推运的。还有挑粪的担子川流不息个中，群众称之为“柴龙、车水、粪阎王”。
民国12年（公元1923年）因设镇扬汽车站，在钞关、徐凝门之间，新开了一座城门一福运门。民国26年（公元1937年）筑新马路（即今淮海路）又开辟了新南门（凯旋门）和新北门（和平门）。解放前也只有这条马路能通汽车。
扬州城墙的拆除1949年1月25日，扬州城解放，扬州为苏北行署所在地，扬州城区仍旧封闭在城墙内，城墙确实对城乡互换，城市发展造成一大障碍。经苏北行署决定，于1951年3月5日起，开始拆除城墙，并利用城墙基地，筑环城马路。同年6月又开始拓宽贯穿城区内的十字干道，即今渡江路、国庆路、甘泉路、广陵路，连同沿街两侧的商店，全部于同年10月1日全部建成。1951年国庆这一夜晚，灯火辉煌，全市公民欢欣鼓舞，倾城出动，在新开的马路两侧，不雅观看规模伟大的提灯游行，在几个月的韶光内，古城扬州，起了翻天覆地的变革。商业也随之振兴，引起东关街一带商户纷纭联名上报政府，哀求拓宽这条街道。
扬州在建国前也有过拆城。在宣统二年（1910年），在小东门南边，拆了一段城墙并在其城基上建大同剧院（后来改名大舞台）。宣统末年（1911年），在小东门北边，拆了一段城墙，利用城址，面临小秦淮兴建公园。民国5年（公元1916年）全部拆除了新城与旧城相隔的城墙和大东门城门。民国16年（公元1927年）拆除了南门外瓮城及挡军楼。
建国后1951年拆城，先以拆小东门城圈一段为试点，打算出拆城每立方米所需的工日，将全部拆城工程，以大队划段承包，以中队为核算单位。一个大队按包干段的工程量，再划为四五个中队，前后划分为六七个工段，由大队分段包干。
建国初期，尚处于经济规复期间，此项拆城工程，采纳以工代赈的办法，共支出大米121.3万斤，赈济面达2万多人,使城市失落业职员渡过春荒。拆城的城砖，一部分用于拓宽市区十字干道的筑路工程，（国庆路和原多子街一段铺筑了1200米路面）。其路面均以城砖立砌，人行道用城砖平铺，下水道、窨井均用城砖砌以水泥粉面。其它大部分城砖则敲成2-4公分，5-8公分两种规格的碎砖，用于铺筑8700米长的泥结碎砖5米宽的环城路路面，而西边环城路是利用的淮海路与之衔接环连。其它大部分敲成的碎砖，用船只装运，供扬州至靖江全线铺筑公路利用。
旧城城墙较宽，为砖包土建造，大部用糯米汁嵌砌，凿卸非常费工，城墙城基有四五层大型条石嵌砌；新城城墙，全部以石灰砖嵌砌。
拆卸的城墙及敲成的碎砖，以及船只的装运，均按方计资，船只则折称为吨位。这样又办理了大量劳力和运输船民的收入问题。由于采纳了加强领导，划段包干，按方计资、多劳多得的方法，工程进展得很快。文艺宣扬队常常巡回到各大队工段，以拆城筑路、繁荣经济、振兴扬州为内容，为民工演出鼓劲，工地现场，气氛十分热烈。统共只用了四个月的韶光，将周长8705.5米体积30万立方米的城墙全部拆除。把千百年来分隔城乡、禁锢市民的城墙一下打消了，接着又建成了一条宽14-18米与海海路环连的6320米环城马路。真正是改天换地，使古城扬州焕然一新了。
拆城中创造的鲜为人知的奥秘扬州这座古城，在这块地皮上，繁衍延续2500年的悠久历史，作为伴随城市而产生的城墙，自然留存着这座城市的历经沧桑、风云变革的史迹，它是铭记着这座城市历史和文化的实物见证。
扬州解放初期，拆除的老城区的城墙，是明代遗存下来的城墙，在拆城中曾创造两项主要的，鲜为人知的历史信证，对古城历史的研究和文献考证方面的争议，供应了依据。
一是东关城墙下创造“广陵涛”井泉一座。
汉代吴王刘濞都广陵，枚乘为吴王刘濞的文学侍从，枚乘在他著名的作品《七发》中说：“将以八月之望，与诸侯远方交游兄弟，并往不雅观涛乎广陵之曲江。”枚乘在《七发》中，将广陵曲江之涛，形容为汹涛澎湃，颇为壮不雅观。为此，历史文献中，对“不雅观广陵曲江之涛”究在何处的考证，曾引起学术界争辩。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中将曲江系诸“浙江篇”内，后人泥于郦注，将广陵之涛，移于钱塘，如清代学者毛奇岭、朱彝尊、阎若璩，皆将广陵之曲江，为浙江之钱塘江。实在早在唐代徐坚编著的《初学记》中就说过，《七发》中“不雅观涛于广陵之曲江，今扬州也”。
扬州东关外，自古至今即有曲江之河道，原为夹江，波折向东南与长江通连，其出口在瓜洲之东的长江下贱。唐时，离城区7公里即为大江。原曲江水面相称宽阔，因泥沙冲积成
洲滩，而束狭为现今所见河道。1958年，因开挖京杭大运河而将曲江割断，部分填塞。其东关外西段河道至今尚存。据在曲江附近出土的《唐故清河张君基志》中载：“元和五年（公元810年）五月九日卜葬扬子县曲江乡东五乍村落之原。”这是唐以前广陵即有曲江之证例。
梁章钜的《文选旁证》引俞思廉语谓：“唐以前，广陵自有曲江，当在今瓜洲之北，而曲江向有其涛，唐往后为沙所涨没。”“在今瓜洲之北”此说太笼统，“为沙所涨没”也不是事实，只是因沙淤积而水面束狭，但未为“沙所涨没”，此说亦不能作为后人不见不雅观涛盛景的缘故原由所在。
清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九载：“费滋衡锡璜谓，春秋时潮盛于山东，汉及六朝盛于广陵，唐宋往后盛于浙江，此地气自北而南。”这就从海岸成陆的历史地理变迁方面，提要挈领了呈现的海潮由北而南推移，而今不雅观涛移位于浙江之钱塘江的缘由之所在。
清代扬州人称为考据精慎的学者汪中，在《广陵曲江证》中就作了符合史实的判断：“广陵即扬州，曲江在扬州城外”。
《扬州画舫录》又载：“广陵涛在东关南城脚人家中，几无可考……一说在城门外码头下，一说在城内小城洞中。盖始东关茶楼有名广陵涛者，又浴池有名广陵涛者。后遂相沿指其地，非广陵涛之真所也。”
扬州拆城时，在东关城门口南侧城基下，见有“几无可考”的广陵涛井泉存在，惜当时创造的“广陵涛”井泉，其年代未加考证，往后又在筑环城路时所填没，但此井泉至少建于明代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建造城墙之前，这是毫无疑问的，这虽不是“广陵涛之真所”。此广陵涛井泉的创造，可作为枚乘《七发》“广陵曲江不雅观涛”即在扬州之曲江，有史料渊源的实物佐证。
二是在镇淮门和安江门城门后墙面上嵌有性器图像石刻。
在拆除镇淮门（老北门）和安江门（老南门）时，创造城门背后，门转之上，墙面嵌有约1米长30公分宽的石刻，北门为女性生殖器图形，南门为男性生殖器图形。
1928年，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曾说：“八卦的根析，我们很光鲜地可以看出是古代生殖器崇拜的子遗。”在《释祖妣》一文中载有：“此习于近时犹有存者，扬州某君为余言.往岁于仲春仲春上巳之日，扬州之习，以纸为巨大牡器各一，男女群荷之而趋，以焚化于纯阳不雅观之前，号日迎春。”解释扬州久有此习俗。
城门后为何嵌有性器石刻？北门嵌置器，而南门嵌置牡器？从生殖崇拜遗风以及为何其它古代城池未见此石刻记述，而扬州独占？本人作如下磋商。
1、生殖崇拜盛行，远古遗风犹存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初版媒介中说：“根据唯物主义的不雅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成分，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品、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
人类发展的最原始阶段，生产力低下，人类自身的繁殖，成了原始社会发展的决定成分，增加人口、人手、就可增加社会生产力，因而涌现了生殖崇拜。在提倡、实行操持生养之前，人们的思想中，仍有把人口茂盛作为家庭富余的根深蒂固的传统意识。过去群众家中，为图吉利，堂屋内两侧，分别贴着“人丁茂盛，五谷丰产”，便是这个意识的详细表现。
2、为何其它古代城池未见，而唯扬州独占
古代盛行风水术，风水师起到本日城市方案师的浸染。据《元史·选举志》载，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于路、府、州设教授，个中也包括风水家。明、清皆继承此制。扬州旧城为元至正十七年（公元1357年）建造，朱元璋取得扬州时，据《嘉靖维扬志》记载：“国初，扬郡查理户口，土著始十八户，继四十余户而已，别的皆流寓尔，盖兵火之余也。”至今扬州城区尚有“十八家”街巷名称存留。为此，在明初扬州城门内嵌有此石刻，以作为祈祷扬州城市人口繁殖茂盛。此石刻，既解释历史的背景，亦可作史料的佐证。
3、为何此石刻老北门为女性而老南门为男性
原始人类的生殖崇拜，是一种遍及天下的历史征象。在朱光潜译《美学》第三卷上册中载：“对自然界普遍的生殖力的意见是用雌雄生殖器的形状来表现和崇拜的。”
1923年5月，著名学者钱玄同在《答顾颉刚师长西席书》中提出：“原始的易卦，是生殖器崇拜时期底东西，‘乾’、‘坤’二卦即是两性底生殖器底暗号。”（《古史辨》第一册。）
1927年9月，历史学家周予同撰文专论“孝”与“生殖器崇拜”。他在文章中也揭橥了相同的见地：“《易》的—--便是最显著的生殖器崇拜时期的符号。一表示男性的性器官”，“--表示女性的性器官”。（《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
以上可见八封与生殖器崇拜的渊源关系。“伏羲八卦”中乾三为南，而坤三为北。从这里我们可以找到，为何老南门嵌置男性生殖器石刻，而老北门嵌置女性生殖器石刻的缘由。
为追寻此石刻之着落，本人乘1994年随扬州市政协去北京学习历史名城保护之机，特抽空去拜会当时拆城专事考古的耿鉴庭先生长西席。耿老患过中风，说话困难，据他回顾是当时余继之（扬州地方耆老，1961年已谢世，其家原住冶春餐英别墅）运回家的。现已无法可寻，估计“文革”期间已遭毁坏。
西段城墙与扬州史迹和城市风貌的关系1951年扬州拆城也是必要的，1949年扬州城区人口为83000多人。扬州解放后，扬州城区是苏北行署所在地，至1952年扬州城区人口已猛增至134000多人。如果城墙不拆除，封闭在5平方公里的城区内，靠城门进出，沟通城乡交通、对外交通，那一定是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障碍。古代城市的城墙，作为统治城区公民和军事防御举动步伐等方面的历史浸染已经消逝。不拆除城墙，城市就没有活气活力。但是在拆城中原操持将西段城墙保留的（即新北门至新南门一段）,因西边环城路是利用淮海路，不影响环城路的沟通，后来由于当时城砖的出售，愈来愈变成供不应求的“抢手货”，为其利益的使令，末了也将这原操持保留的西段城墙全部拆光荡然无存了。
在建国前，民国5年、民国16年，相继拆除了南门挡军楼和大东门、小东门这段新旧城相隔的城墙，后来又将城墙上的雉堞拆除了作建筑利用。今扬州中学的树人堂，即用拆下的城砖修复的。在倪澄瀛的竹枝词中有“往年拆卸挡军楼，大小东门也不留。近见官中删雉堞，绿杨城郭尽低头。”而建国后的拆城是“雄伟城楼也未留，绿杨城郭均不见了”。
西段城墙是扬州南宋时抗元的民族英雄李庭芝和姜才，以及史可法抗清斗争的城垣沙场。李庭芝、姜才在此大胆战斗，并在西城门上当敌烧毁招降书，以示倔强决心。史可法则“昼夜居西城楼，督率守城。”（《史可法集176页》）西城门是铭记着扬州公民在抗元和抗清斗争中的英雄史迹之地。
西段城墙是古城扬州风貌的代表，自古素有“绿杨城郭是扬州”之句。西段城墙是瘦西湖的陪景和衬景。瘦西湖的名称是出之于清代乾隆时杭州人汪沆，其诗云：“垂杨不断接残芜，雁齿红桥俨画图。也是销金一锅子，故应唤作瘦西湖”。诗中描述的“雁齿”即城墙上的雉堞，是作为瘦西湖上俨如画图的陪景的。瘦西湖原有几处景区，如堞云春暖，城阐清梵、绿杨城郭，都是因临城郭而造成的一区景胜，现在城已不存，景将焉附。西园曲水的对面，在城墙的西北转角，原有墩台突出处为“仙鹤嗦”之所在。因扬州全体城形似鹤，此处宛如鹤嗦，故梦喷鼻香词中有：“北郭寒烟凝鹤嗦”。古代许多墨客，为扬州城郭写下了不少令人陶醉的诗句，而今人们也只能从诗的意境中去臆想、去怀念了。
不过在扬州历史名城保护方案中，操持仍将此段瘦西湖的城墙修复起来。有心的市政工程处的同道，在改造更新道路、下水道时，将拆下的旧城砖都留存起来，准备将来规复一段“绿杨城郭”之用，以原有的城砖作墙面，可仍达到规复其原有风貌的效果。
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曾赠予我一本瑞典学者奥斯伍尔德·喜仁龙1924年所著《北京的城墙和城门》（1985年翻译出版)一书，这是候仁之教授在伦敦，以重金购得的，作者将他实地稽核、费力劳动的成果，将北京的城墙和城门，详确细致的记录下来，文章共有13.6万字，内插测绘图53幅、照片42帧。看过此书，不禁使我感慨不已，一个异邦的学者，对中国的历史文物如此敬慕，足以发人深省。
从扬州拆城中的两点启迪1、有深入全面的认识才能有深谋远虑的决策。
以我个人来说，在建国初期，对文物的历史知识及其代价也知之甚少。正如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所说：“觉得的东西，我们不能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觉得它。”在拆城筑路时，我是指挥部的工程科长，如果能有本日的认识，在拆城中创造有填补史料不敷和有主要考证代价的历史文物，一定要把它把稳保存下来。当时因一念之差，对应保留且又可保留的西段城墙也都拆光，假如有现在这样的认识我一定会据理力争地说服决策者，把它保存下来。
遐想到周恩来总理生前保护文物的业绩，笔者深有感慨。50年代初，北京为取直拓宽马路，牵扯到北海前的团城，周总理亲赴现场稽核，决定线路要为保护文物让路，并让出中南海国务院的一部分，使道路绕团城而过，这是敬爱的周总理生前重视文物保护的最范例的范例。
2、城市要发展，名城要保护，是可以做到两全其美的。
文物是“浓缩残酷文明、诠释历史之谜的先人遗泽”。从拆城创造的文物中，使我们更加认识到，文物的历史代价，是无可替代的，文物损毁了是无法再得的。
自1982年国务院公布第一批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后，从保护单体的文物古迹，已发展到一座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这便是不仅对城市中的文物古迹要加以保护，还要对城市的格局、风貌及其历史地段和传统的历史文化加以保护，从一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历史文脉的史迹实物和环境氛围中，领悟到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光辉残酷的文化，其意义及其代价更为重大。特殊是在当今经济飞速发展的期间,格外须要提高认识，把名城的保护和当代化城市的培植，有机、奥妙地结合起来，折衷、处理好城市的发展、经济的培植、名城的保护三者关系，是完备可以做到两全其美，相得益彰，古今文明交相照映的。
本文摘自《万象更新》扬州建国后史料专辑(1997年1月出版，为避免误解，特此解释)，作者朱懋伟，原标题《扬州古城墙的拆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