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曾是内地唱片销量记录的保持者，也是首位登上《时期周刊》的内地女歌手，最红的时候，音像公司拿一套四合院换她一张专辑。那是1987年，她尚不满20岁，却已经结结实实地火了三年，在同龄人中，在全体音乐界里，没有对手。
改革开放后的八十年代，人们对文艺作品的渴求，注定了一些人要走上时期的舞台，在风口中，成为激荡。张蔷是个中的佼佼者，她绝不费力地取得了一个歌手能取得的统统，随后又毫无征兆地退隐，在时期背景与个人命运的分缘际会中，张蔷本性里对自由和美的追求，让她的人生与音乐成为时期的孤品。
张蔷专访视频
制造浪潮的女孩
首张专辑起印60万张，一售而空
在张蔷的影象里，改革开放后最明显的变革是可以穿得好看了，人们戴着彩色耳环走在大街上，彷佛发布着一个新时期已经来临。
在此之前，美是一种集体意志，在个人生活中长期缺位，更与感想熏染无关。她一度倾慕三十年代的旧上海，十里洋场中的女性，体态婀娜，风情万种。
中学时期的张蔷已经显露出分歧凡响的特质。她是学校里唯一穿红皮鞋上学的学生，不仅是校内的焦点，也成了校外的重点关注工具。放学路上，会被社会青年“截”。
当时社会青年并非贬义，词意中性，仅限字面。在通讯办法并不发达的年代，年轻人交友办法险些只能如此，她害怕也很得意。
对付中学时期的张蔷来说，美只是模拟，但是对美的神往，则是本能，彷佛她天生对那些浪漫的、唯美的事物有着更强的感想熏染力。她曾由于受到一部爱情电影的冲动，回家对着镜子狂练接吻，但总以为短缺点神韵。第二天上学，她用教材挡住自己，对着教室墙连续练，同学问她为什么面壁，她说，练亲嘴呢。
那部电影的女主角在张蔷眼里美得如同一只豹子，电影场景有现实中不存在的华美，所有人都穿得很好，像《了不起的盖茨比》里的生活。那时她有很多想穿的衣服，商店里买不到，只能跟母亲一起手工制作。
张蔷（左）与母亲登上《时期周刊》。
张蔷的母亲是中国电影乐团的小提琴手，她的古典音乐底子便是源于母亲。中国电影乐团除了音乐演出外，还要为各种电影、电视、记录片、专题片录音，乐团里常有国外唱片作内部资料，张蔷和母亲会把最新的音乐翻录。同时，家里的“外洋关系”也为她供应了大量音乐，这些是她最早的音乐启蒙，而张蔷打仗到的唱片封面、国外电影、杂志也在影响着她的审美。
由于母亲事情的缘故，张蔷看的听的，都是国外的演出和音乐，她逐渐笃定了自己未来要走的路——当歌手，并且分歧凡响。下定决心后，张蔷很快离开了学校，那时，没有任何人会想到，这个十几岁的女孩，会在随后的日子里首创一个新的浪潮。
成为歌手的经历非常顺利，当然，这也是个被讲述过多次的故事。1984年，张蔷母亲的院团同事见告她，云南音像想签约一批年轻歌手，知道张蔷唱得不错，可以去试试。
张蔷在北京录制了小样寄过去，随后，对方约请她去云南录音，半个月韶光，第一张专辑《东京之夜》出身，张蔷拿到1400元唱片酬劳，在月人为两位数的时期，这笔钱称得上巨款。
专辑上市后出乎猜想地爆红，起印60万张一售而空，随后加印了250万张，她的声音开始涌如今大街小巷，商店里都在放她的歌。随后，云南音像决定以六倍的酬金再与张蔷签约一张专辑，她差点成为被一张专辑造诣的万元户，但财务上已经完备自由了，“在哪儿我都是大户，没有比我有钱的，我们团（中国电影乐团）也是我最有钱。”
张蔷举例，“相称于把我们团所有体例（的收入）全给我一人，就这么牛。”然而这还仅仅是个开始，到她出国留学前换外汇时，现金已经须要用行李箱来装，一次可以换完一条街所有的美元。
很多“老人”妒忌张蔷，对她非科班的出身颇有微词，张蔷不以为然，“没办法，人就认我，买我的账，谁妒忌都没用。”那时虽然她刚刚离开校园一年，但已对自己、对职业有着超越年事的认知，她明白一个歌手的代价是由市场决定的，而不是某个人或某个单位。
《东京之夜》。图片来自网络
那时大家没有版权意识，一首公认的好歌常日可以听到数个版本。在首张专辑《东京之夜》中，张蔷选择的翻唱作品多是自己喜好的，选歌的标准是节奏明快、曲调幽美、律动感强，能让人快乐的歌。如今看来，《东京之夜》整张专辑的制作和编曲都非常简陋，但张蔷的声音在那个时候已经可以带给人们足够的惊喜。
对歌手来说，声音的辨识度是主要的先决条件，张蔷的嗓音既甜腻、浪漫、性感，又摩登、失落真、虚幻，因此她的歌曲已不仅仅是一种抒怀，同时也在延展人们对音乐、对生活的想象。一位与张蔷年事相仿的资深歌迷说，那时候张蔷的嗓音是又乖又坏，又风骚又纯情，以是年轻人都喜好她，好听，来劲。
或许还有一点别的缘故原由，在这张专辑里，多数歌词是叙工作势，口吻是少女式的，语感类似日记。在大家表达感情仍显羞涩的日子里，张蔷歌里直白的快乐和忧伤，于很多人的心灵都是明晃晃的存在，乃至还有一丝挑逗禁忌的快感。
随后，张蔷在两年内接连推出15张专辑，总销量超过两千万，留下无数首被传唱的金曲，彻底成为潮流的主宰者，“最辉煌的时候，音乐圈我说什么是什么，我唱什么全国公民听什么。”
她的形象也有了更多的变革。渔网袜、露背装、高跟鞋都不再是画报上的图片，而是她生活中的实用品，张蔷有大把机会把它们穿出去，尤其在迪斯科舞会上，她总是最吸引人的那类女孩。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主要的事，她在1984年烫了标志性的爆炸头，终于在一年多之后，等来了有定型功能的摩丝，她再也不用隔几个月就去重新烫一回了。
张蔷的爆炸头。
我的黄金时期
唱拼盘，一上台不雅观众就扔钢镚
张蔷说自己在最红的时候选择离开，没有一点遗憾，由于成名之路太过顺利，也就不那么珍惜。“我属于一步登天的，不像很多歌手住地下室，好不容易混到了这一步。我的出发点很高，上来就录音。走过短暂的穴，当时我也不怎么选择走穴，由于一张专辑已经挣了人家好几年的钱。”
那时演出市场火爆且混乱，到处是穴头，穴头又到处攒人演出，很多穴头不靠谱。张蔷说，以前唱摇滚的碰着这种情形最多，唱完穴头跑了，乐队连回来的路费都没有。
这种不靠谱的事没有在她身上发生过，她最开始走穴便随着著名的穴头郭传林，也是后来缔造了黑豹乐队的经纪人，同行的有全国最火的演员刘晓庆，张蔷很多穴都是跟刘晓庆走的，两人住一屋，张蔷记得刘晓庆每天晚上抱着枕头睡，枕头里装的都是钱。
张蔷走穴的价格是八块钱一场，而且是条约先行，她也是最早受到合约保护的歌手，当时那种不算规范的合约，是后来很多合约的雏形。她的唱片合约也常常多出一个条款，在唱片发行前，不得参与其他唱片的录制事情。张蔷碰着最糟糕的走穴是现场没有麦克风，她拿着开会用的大喇叭唱的歌，不过，这对很多常年走穴的歌手来说，并不是一个值得记住的片段。
生活对她始终是宠爱的，就像歌迷对她的态度一样。那时她在舞台上不与不雅观众互动，报幕员报完幕，她便直接上去唱，一句话不说，“我那会儿比较含羞，没有什么亲和力，比王菲还酷呢。但是我唱的音乐形式他们接管，我是来展示自我的。”
2015年，张蔷参加北京国际盛行音乐周。图/视觉中国
在首体的一场拼盘演出中，张蔷倒数第二个出场。那会儿的场馆演出文化是国骂，不雅观众都跟球迷似的。当晚每个演员上台都会被攻击一番，直到报幕员说出张蔷的名字，骂声变成欢呼声。等张蔷唱完，不雅观众开始向园地内扔钢镚，“像一场闪着银光的雨。”张蔷说，扔下来的钢镚最大面值是五分的，大多都是一分二分的，但是数量实在太多了，她记得她和伴唱周晓鸥在演出后每人都捡了一帽子的钱。后来，周晓鸥和当时伴奏的鼓手二毛组建了红极一时的盛行摇滚乐队——零点乐队。
没有演出的时候，张蔷常带着周晓鸥、二毛、吉他手大毛去饭店吃好的。那时喜好来找她玩的还有常宽和栾树，有一次栾树在她家唱了首自己写的歌，张蔷对栾树说，你将来一定会成功，这个歌好听。
在如今的公众印象中，是摩登天空与新裤子乐队把张蔷和摇滚乐联系到了一起。但将张蔷早期的音乐和生活完备铺开，可以看到中国摇滚乐和原创音乐抽芽状态时的写照。她说自己从未与摇滚圈走得很近，但在当时，能觉得到栾树、丁武、高旗、常宽这些后来的乐队主唱都已显露出才华。她印象最深的是崔健，签条约时会见告对方找他状师谈，张蔷以为他还挺狂，还找状师，有事不都找片警吗？
2015北京国际盛行音乐周——张蔷&新裤子乐队专场演唱会。图/视觉中国
张蔷出道后，经纪人一贯是她的母亲。许多歌迷会找上门来，母亲帮忙接待，曾有一个山东口音的青年常常来，张蔷母亲也是山东人，便多了点亲切。男青年说自己是写东西的，希望往后可以互助。
张蔷说对这个人最深的印象是送他出门时，总以为他的背影看着很辛劳。除此之外，她只记得名字，由于特殊，男青年曾向她母亲阐明过，莫言便是少说话的意思。2012年，莫言得到诺贝尔文学奖，张蔷想起自己也曾认识一位同名的写作者，便上网搜了照片，创造真是曾经认识的那个文学青年，感慨道，怎么这么老了！
张蔷和母亲。
在张蔷身上，很丢脸到年代感，她永久是现在时的状态，统统都显得自然而然。纵然她现在的音乐被贴上复古标签，可代表的却是时髦的风格。她喜好的东西一贯没有实质上的变革，因此怀旧对她来说，是毫无必要的抒怀。
从1984年走红，到1987年忽然远赴澳大利亚留学，中间的三年韶光，是她自己作为歌手的黄金时期。但对张蔷来说，黄金时期也存在很大的问题——当时所有的路都不是很好，不适宜穿高跟鞋。
不如舞蹈
去迪斯科舞会是种享受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迪斯科风潮，还没有真正成为大众娱乐活动，绝大多数人对迪斯科的理解仅仅勾留在磁带上，去舞厅跳迪斯科，是少数人的生活。
那时舞会稀缺，能跳迪斯科的舞会更少，谁有舞会的信息，或者有混进舞会的能力，都可以成为现实生活里的成本。
“那会儿玩北京迪斯科的都得有背景的，不是说随便没点关系，拿护照就能进的。”张蔷说当时北京有几个著名的地方，外交公寓、西苑饭店、丽都、昆仑饭店，在里面舞蹈的都是最时髦的年轻人。
张蔷2013年发行专辑《别再问我什么是迪斯科》。
非迪斯科的舞会中，北冰洋汽水是奢侈品，但在迪斯科场所里，大家喝可乐和入口的橙汁。对张蔷来说，那时候参加迪斯科舞会，是至高无上的享受，“音乐都是麦当娜，大屏幕那种，可带劲了，一到我喜好的我就上去，不喜好了我就回来喝水。”
参加迪斯科舞会的女孩会暗中攀比，彼此较劲。常有一些被张蔷形容为假酷的女孩，永久叼着烟，见人就翻白眼，后来都陆续嫁到了国外，还有另一些女孩，险些都在九十年代选择了下海做生意，买卖做得风生水起，剩下的，也是最少的，便是张蔷这种纯挚去享受音乐的。
蕾丝丝袜是当时迪斯科女孩的标准装备，棕色是罕见的顶配，纵然在舞会上，也不太随意马虎见到，张蔷是唯一穿渔网袜去的。男孩的眼神是女孩之间胜负的表示，常常全场都看她一个人。
“男孩子看你吧，总有一种恶狼式的、渴望的眼神，那便是我们心里想知足的东西，是我们想要的。这便是迪斯科文化，你要证明你很有吸引力”。
她只希望认识俊秀的男孩，“那种斯文的，个高腿长，白白净净，看起来没有什么攻击性的。”如果须要现实作为注脚，便是费翔、刘文正那样的长相。
EP《北京女孩》。
八十年代的迪斯科文化里，男孩长得俊秀便是核心竞争力，有没有钱不在考虑范围内，人们也没有这些观点。当时她有一个非常符合自己审美的男朋友，两人总去高档场所消费，大多都是她买单。
那时认识她的人太多，在公开场合、甚年夜公交车上都会被陌生人截，要跟她磕终生。张蔷说消费高的地儿人少，因此不随意马虎起冲突，男朋友属于斯文型，战斗力不强。她碰着过特殊野的社会青年，撇腿坐在自行车上，手里握着链子，车把上还蹲着一只猴，这些也发生在八十年代。
张蔷。拍照：新京报 朱骏
倒带40年
新京报：改革开放后最想去哪里看看？去了吗？
张蔷：那会儿最想去的地方该当是美国吧。我也神往过，还翻出衣服，想着到美国后穿哪件。那会儿我听的音乐很多都是美国的。以是我就想看看到底是什么样子。但是到现在我都没去过，也不想去了。
新京报：那时哪部文艺作品对你产生的触动最深？
张蔷：文学我影象中彷佛是《雷雨》。电影的话，像山口百惠演的《绝唱》，还有《永恒的爱情》《卡桑德拉大桥》，这些都是我们改革开放后看到的电影。
音乐方面，这天本的佐田雅志，他唱的最著名的歌曲叫《男子汉宣言》。当年在上海，看完他的演出，年轻男女都特愉快，不想回家，必须到小馆子里连续聊音乐。但是我当时没在上海，是我同学跟我说的。
新京报：还记得改革开放后，买的第一件以前想买而买不到的东西是什么吗？
张蔷：那时候特渴望一个眼影盘，便是那种有很多颜色的，地摊上17块钱一个，广州入口的。后来在友情商店瞥见过，等我有了经济条件时，又看不上了。
新京报：当时有什么样梦想？
张蔷：那会儿我的梦想是进歌舞团，当一个真正的歌唱演员，端一辈子铁饭碗。但是一贯没实现。当时我想进广播乐团，恰好张政是团长，我和他关系挺好，他说你来吧，结果满北京找我的档案找不着。不知道谁给我弄丢了，以是一贯没机会进入系统编制内。
新京报 汤博 编辑 吴冬妮 徐美琳 校正 张彦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