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牟闵，原名牟惟豫，曾用名牟敏，1923年7月16日（农历癸亥年六月初三亥时）出生于山东省福山县芝水村落（今烟台市芝罘区只楚街道芝水村落），1937年10月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4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海洋地质科研奇迹的紧张创建人之一。曾任中共天津市委宣扬部原常务副部长、市委原对外宣扬小组组长等。1985年10月离职休养，享受副市（省）级医疗报酬。2014年12月3日病逝于天津，享年92岁。
向延安
——牟闵回顾录节选
一
1940年3月，我任胶东《大众报》社国际新闻编辑科的科长，当时，还不满17周岁。
一天晚上，区党委社会部溘然将我秘密逮捕，疑惑我是“托派”，差点将我枪毙。区党委领导林一山、林江和五支队民运科长王培英等，说我还是个孩子，怎么会是“托派”，将我“保”了出来。胶东区党委青委布告、胶东青年联合会主任林江同道，亲自到社会部领我出来，随他到青联事情。
林江原名丛琪滋，文登下徐村落人，烟台八中高五级学生，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七七”事变前，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烟台地区总卖力人，曾组织我们在校学天生立“救亡歌咏队”宣扬抗日救国，1937年10月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9年6月回到胶东事情。
林江对我十分关心，详细讯问了我在烟台参加学生抗日救亡事情、参加“民先”、参加天福山叛逆部队和去鲁南山东抗日军政学校学习等情形，鼓励我要经得起各种不同的磨练，努力做好革命事情。不久，我当选为胶东青年抗日救国联合会的执委，并担当了青联宣扬部的副部长。
我的胞兄惟晋，1937年与平津流亡学生奔赴延安，曾从河南开封寄回一封家书（全国解放后才听说，他在1938年春节期间，病逝于山西旬邑城郊）。林江给我讲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事情，讲革命道理，像大哥哥一样教导我、鼓励我，更激起我对延安的神往、对兄长的思念。
【1939年牟闵在胶东，中间是牟闵，旁边是他的两个姐姐。】
1941年5月，中心要胶东选送一批有文化的青年干部去延安学习，在林江的支持下，我积极申请，得到区党委批准。
我和青联机关、孩子剧团的年轻战友们依依不舍。李文耀将他的灰色棉毯一剪为二，送我带走一半，山高路远，情深谊长。
我向林江主任敬礼作别，不想，竟成永别！
他在1942年12月反日伪“扫荡”中大胆捐躯，年仅24岁。我永久忘不了这位关心、爱护、帮助我发展的可敬可亲的学长、师长和兄长！
二
五月下旬，我和区党委直属单位及东、南、西、北四个地区选送的200多名青年干部一起，离开胶东，踏上了去延安的征途。
部队护送着我们，避开敌占区，沿着莱州湾荒凉的盐碱滩西行。军队从广饶地区南下，连夜在金岭镇附近通过了胶济铁路。这是我们去延安途中通过的第一道日伪军封锁线。
1937年春，华北日军步步紧逼，我们烟台八中高一级新生去济南参加国民政府的军训，乘火车前往。1937年底，我从21旅政治部调到国防剧团不久，组织上派我去鲁南山东抗日军政学校学习，上百名干部在一个营部队的护送下，绕道昌邑、潍县、寿光、广饶，直抵小青河边，经索镇插进敌战区，在张店附近连夜通过胶济铁路封锁线，从博山太和一带进入我鲁中根据地，到了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司令部所在的沂水县东里店和王庄，又连续南行，到了山东抗日军政学校驻地岸堤。这是我第三次过胶济铁路线了。
莱州湾的盐碱滩一望无垠，没有树木，只有一种不怕盐碱的矮草在微风中摇荡。从一个村落庄走到另一个村落庄要走上整整一天，当地老乡只说是“一眼的道”，而不讲走多少里数，真的是可望而不可及！
这一带短缺淡水，流积在村落边坑塘里的雨水，又苦又涩，还浮游着一些蝌蚪和孑孓，渴急了，用洋瓷碗舀起来，抿着嘴唇滗开污浊直喝下去，还真解渴。
行行重行行。经由二十多天的行军跋涉，我们到了临沂的青驼寺。此时，山东分局和八路军山东纵队的领导机关住在这里。
青驼寺是鲁南重镇，沂河从旁流过。山区的河流，一下雨山洪彭湃而下，声势吓人，大水过后却清流缓缓，可见沙底。我们这群年轻的胶东人，在河流里洗去了身上的征尘，精神抖擞。
三
在青驼寺，我们会合了由渤海和滨海地区来的干部，经山东纵队政治部再度审查后，三百多名男女青年分编成“山东纵队西进干部队”一队和二队。
我被编在一队，队长王佐川，辅导员李钊，副队长董刚，支部布告王冠五，文书王澄之，通讯员刘伯增、吕超、王捷，一区队长鲁作夫，二区队长于祥云，三区队长是我。从渤海来的郑自修为三区队的副队长。记得名字的还有：李文美（女）、杨积萼、林华栋、宋信生、梁玉芝、程广太、韩光、侯鹏、叶滕、徐相国、刘光、丁昆、张祥、张功、宋岐、苑爱农、苑乘风、王文山、李日新、盛传家、黄蒲龄、于海、董惠民、李飞、回吉胜、刘春郊、孙书孟、姜德绪、杨震鼎、李朝晖、孙兴华、陈凤才、徐亚光、吕放、刘治洲、宋宗范、张自芳、芦宝镜、黄士元等。全队同道大多数20来岁，我刚满18周岁。
为了避开日伪军对鲁南的“扫荡”，过了“八一”建军节，西进干部队从青驼寺南下，到费县天宝山下的小闸口一带，休整待命。
贫瘠的鲁南山区，生活非常艰巨。部队每天只能吃到带壳的高粱糊糊摊烙的酸煎饼和盐水泡辣椒，许多人大便干结，排不下来只能用手抠。一天夜里，我睡在地铺上，一只虫子钻进了左耳，痛得我抓耳挠腮。天明，护送部队的卫生员，往我耳朵里倒了些药水，然后用药棉签把虫子沾了出来，一看，竟是一条蠹虫。同道们戏谑地说：“你看的书太多了，蠹虫都要往你脑筋里钻了”。从此，我的左耳有些重听。
玄月底，山东纵队决定二队留在鲁南，一队以“西进干部队”的名义出发。同道们高唱着山东纵队政治部宣扬部长刘子超作词的“八路军山东纵队进行曲”，离开鲁南，连续奔向延安。
这是一支分外的军队。离开鲁南时，全队职员没有枪支武器，但每个人的腰间却牢牢捆着一个白布缝制的小包，里边分别装的是黄金、银元或者关金券、法币，这是山东带给中心的资金，是党和首长对我们全队的信赖与重托。
飒爽的秋风中，西进干部队随着护送部队，从滕县以南夜过津浦铁路，这是我们去延安路上通过的第二道封锁线。
过了铁路，来到了微山湖边。我们在夏镇附近乘上小船横渡微山湖。黎明，十几条小船在沉着的湖里划行着，我和战友们俯身藏在船篷下，看着一群群的鱼虾在清澈见底的湖水中游动，尚未采摘的莲藕和菱角，轻轻地拂擦着船舷和船底，感到十分离致。太阳升起后，万道金色的霞光撒在湖面上，刺目耀眼夺目，天光水色，景致迷人。只有远处传来日伪军的枪声，不断冲破时空沉着，让我们又回到战役的现实中。“我们战黄河，我们战淮河，微山湖水今又生洪波……”，伴着我和几个战友轻声地哼唱的“洪波曲”，我们愉快、紧张、镇静地通过了不平静的微山湖，到达了湖西，沿着江苏西北部丰（县）沛（县）的滨湖边疆逶迤北行，进入了冀鲁豫边区。
微山湖区的蚊子特殊多，到了湖西后，许多同道被蚊子叮咬患了疟疾，九名重病号住进了医院，由于没有药，霍秉德同道病逝了。
由鲁西南、豫北和冀南连成的冀鲁豫边区，沃野千里，一望无际。逐一五师三四三旅和一些地方武装生动在这里坚持敌后抗战，是联系我山东与太行两个根据地的纽带。
西进干部队在这里碰着了从延安回山东的一批干部，个中有我认识的原胶东五支队参谋长赵錫纯和北海军分区司令员于仲淑等。这些领导同道十分关心我们这批西去的年轻干部，向我们先容了延安的情形，叮嘱路上应把稳的事变。听说我们有人患疟疾，年夜方地送给我们一些难得的金鸡纳霜药片。战役年代，人和人之间、上级和下级之间，那种患难与共、死活与共朴拙的同道情、战交情和高下级关系，令人永久难以忘怀。
老黄河、卫河和滏阳河流过冀鲁豫平原。自从1938年冬国民党在郑州花园口决堤后，黄河改道流向淮海，这里已无滚滚激流，但黄河故道中仍潴有一人多深的黄水。当地军民为了便于打击日伪军，在这些泥底河流的水下筑有暗堤，作为秘密渡河的通道。西进干部队穿过这些河流，向着平汉铁路急进。
四
为了封锁华北平原与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联系，日伪军将平汉铁路修成了一道防守十分严密的封锁线。铁路两侧各挖有一条既深又宽的封锁沟，沟的两侧每隔五百米就有一个炮楼，组成交叉射击的火力网；在封锁沟与铁路之间还修有公路，可以迅速调动兵力；铁路和公路两旁的村落落，都被迫组织了“反共自卫团”，成立“护路村落”。这便是横在我们去延安路上的第三道封锁线。
11月尾，冀南军区的一支部队，护送西进干部队从邯郸以南的码头附近夜过平汉路，靠近封锁沟时被日伪军创造，被迫退了回来，一过平汉铁路封锁线没有成功。
12月尾，选择从邯郸以北的临洺关附近过封锁线。我们紧张地一个随着一个，一溜小跑冲向封锁线，又被日伪军创造，掷弹筒炮弹来源盖脑地轰过来，刘克，林华栋同道负了轻伤，二过平汉路又没有成功。
1942年的春节前夕，我们在沙河附近第三次过路。这次过路的还有八路军野战政治部的组织部长周桓和冀鲁豫军区政委崔田民等及其他一些干部，军队较大。为了安全过路，铁路两边各有我军强大兵力护送和接应。掩护部队破袭了日伪军的铁路和公路，包围了日伪军的炮楼和据点。为了避免日伪军的火力杀伤，还在封锁沟两侧挖掘了交通沟，垫上柴草和干土，以便过路人马暗藏通过。
不料，一股在外巡逻的日伪军，未被掩护部队围住，创造我过路部队后，端着上了刺刀的三八枪就冲了过来，幸被我护卫部队创造，武断阻击，顿时枪声大作。这时，日伪军的铁甲列车也闪亮着探照灯，向铁路两侧搜索，枪炮声四起。前边的军队冲过封锁线了，西进干部队和后卫部队却被截断，受惊的马匹嘶叫着向后奔跑，军队被冲散了，打乱了，又倒退回来。
我也随着向后跑，溘然，身旁一个同道被流弹打倒，我连忙俯下身去拉，却怎么也拉不动，他捐躯了。我起身又跑，前边的几个同道不知被什么绊倒，我也随着跌倒，前边的同道猛地又挺身爬起，我的近视眼镜被撞掉了，我只得眯起两只眼睛，在黑夜里“瞎”跑。后来，幸亏苑爱农同道一把拉住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跑到一个村落边，碰着了正在那里凑集的军队。
枪炮声稀远了，离开铁路大约已有三十多里路，这里已有我抗日军民挖掘的纵横交错的道沟——抗日沟，一个营的掩护部队在前边开路，西进干部队顺着道沟连续向根据地里撤退。
刚出村落庄不远，又被从附近据点赶来的日伪军迎头拦击，部队且战且走。上午9点多，从南和、鸡泽、曲周各据点出动的日伪军，又将我们包围在一处广阔的沙丘地带，密集的火力，再次将军队打散。我随着掩护部队的一个机枪班往外冲，正跑着，溘然以为背后有一股巨大的冲击力将我撞倒，扭头看时，却原来是一颗掷弹筒的炮弹，斜擦着我的背包落在沙滩上，却没有爆炸。我一滚身爬起来再跑，日伪军的步枪又射向我，有的子弹啾啾地在头上飞过，有的子弹就在我的身旁、脚下钻进沙里。沙窝陷足，跑起来非常吃力，我跑着跑着，累得实在跑不动了，便卧倒在一个小沙坑中想缓缓气。我下意识地将两条叉开的腿向里缩了一下，准备再跑，一颗子弹贴着我的右腿肚子外侧穿过，棉裤和裹腿的绑带被钻了个洞。我下意识地用手一摸，没有血迹，一跃而起，借着护送部队的机枪掩护，竟一口气冲出了包围圈。
傍晚，在根据地的一个村落头，我和陆续突围出来的战友们会合。这一夜一天的恶战，没有战斗力的西进干部队，捐躯和失落踪了近20人。后来，我们把这次战斗称做“沙滩会一场决斗苦战”。
过不去封锁线，西进干部队就随着冀南军区陆军中学在冀南、冀鲁豫地区打游击。那年冬天，雪多天寒，夜晚行军，寒气愈甚，许多人的手脚都冻得皴裂了。开春后又闹春荒，根据地的军民都缺粮吃，饿得民气里发慌，连青苗和还没长核的枣儿都吞食了。接着，日伪军又自南向北，对华北平原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惨绝人寰的“五一大扫荡”，实施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根据地到处是狼烟烽火，到处是残壁断垣，到处有无人收敛的尸体。
1942年，这是敌后抗战最艰巨的岁月啊！
但是，抗日军民没有屈从。大家悲壮地传唱着：“大胆挺进在毛泽东的旗帜下，结成钢铁的军队，坚持死活的斗争，仇敌不去世亡，我们不收兵！
仇敌不平膝降服佩服，我们不收兵！
毛泽东的旗帜迎风飘扬！
在斗争中提高，在提高中号召，联络奋斗，自由解放，公民得着救星，祖国走向太阳！
……”，顽强地坚持在敌后沙场上。
大浪淘沙。残酷的斗争，也使一些人感到悲观失落望。在西进干部队里，个别人开了小差。为了巩固军队，坚持斗争必胜的信心，也为了勉励自己，我创作了一首“西进曲”，和战友们一起歌唱：“革命的激情亲切，在我们胸中奔驰！
学习的进程，纵横荆棘丛丛。踏着提高的道路，向前啊，不管日寇逞凶，莫怕仇敌狰狞，我们年夜胆担承历史的义务，要意志武断，高举起战斗的旗帜，投身伟大火热的斗争！
用斗争的力量，加强磨炼我们的党性！
高举起战斗的旗帜，消灭仇敌的狰狞！
用斗争的力量，开辟那学习的进程！
”
在敌后严厉的斗争环境里，迎来了整风运动。我们从《冀南日报》上看到了毛泽东同道在延安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大家通过学习认识到，整顿学风、党风、文风，打消主不雅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是党中心的决定，是党在思想上的革命。
为了提高部队干部的文化水平，冀南军区成立了陆军中学，培训连营级干部。由于师资不敷，便向西进干部队借调了我、郑自修和焦鹏三人，我被任为主任国文教员。我们努力传授教化，得到了学校领导和学员们的欢迎与好评。1942年3月到8月，我和两位战友在冀南军区陆军中学帮助事情，约半年韶光。
夏天，我得了痢疾，没有药，一贯治不好。9月初，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率领冀中防备旅南下冀鲁豫，要从这边过平汉铁路封锁线到太行山去，西进干部队奉命随行。我不愿留下治病，在同道们的帮助下，挣扎着跟上部队，一起急行军，经由内黄沙区，在安阳与汤阴间四过平汉铁路。
这段路没有北边那样的封锁沟壕。国民党军孙殿英和庞炳勋的部队曾驻扎这一带，他们打着“曲线救国”的旌旗，接管汉奸汪精卫的伪军番号，与日寇共同反共、防共。他们想不到八路军竟会从他们的眼皮子底下过路西去。直到我们到了太行山脚下时，守卫封锁山区通道的日伪军才慌乱地打枪打炮，梦想截击我军。在太行部队的接应下，战斗力极强的冀中防备旅很快就把日伪军的一串炮楼摧毁。
经由千辛万苦，四过平汉路，西进干部队终于胜利地进入了威震敌寇的八路军野战总部所在的太行山根据地。我的痢疾也奇迹般地好了。我高兴地跟同道们说，往后谁再拉痢疾，就跑上一百里路，吃馒头干、喝山泉水，保险能治好。
西进干部队经由林县任村落，沿着清漳河走到了麻田、桐峪。野战总部激情亲切地接待我们，特地慰劳我们一只羊。那时，由于日伪军的封锁，根据地里食盐紧缺，军民们都吃用盐碱土熬制的硝盐。便是这种又苦又涩的硝盐，每人每天也只能供应三钱。当我们吃着没有盐味、既淡又膻的羊肉时，心里却感到极大的知足，由于这是总部对我们一年多来艰巨战斗的赏赐啊！
在总部休整的日子里，吃粮要爬十几里的山路到指定的地点去背。我们没有牲口，没有装粮食的口袋，便把长裤脱下，扎起裤脚和裤腰，装满粮食，放在脖颈上扛回来。西进干部队中唯一的女同道李文美，也和男同道一样背，大家都亲切地叫她“假小子”。她有着年轻女性的婀娜，却毫无娇气；她有着倔强的意志，战胜了女同道的分外生理困难，跋山涉水，出去世入生，从胶东一贯走到了延安。她受到全队同道们的尊敬。
五
农历玄月中旬，太行山就飞起了雪花。冒着凛冽的寒风，西进干部队连续向延安进发。几天往后，我们到达了太行三分区的榆次、太谷山区。因护送我们过同蒲铁路封锁线的部队另有任务，不能立即过路，我们换上便衣，暗藏疏散在绵山东北靠近敌占区的几个小山村落里待命。
我和林华栋、杨积萼三人为一个小组，疏散在离太谷县城约五十华里，离山下日伪军据点浒濮只有十五华里的濮子岭。这个村落头有一座石砌的小碉楼，上边是一座小庙，下边的门洞供行人来往。夕阳落山的时候，我们三个人站在碉楼前向山下眺望，缕缕炊烟和重重暮霭，使山下的敌占区更显得朦朦胧胧。我们默默地沉思，一条平汉铁途经了四次，这末了一道封锁线又将若何过去？
山西的山村落，大多是窑洞式的房屋，只有正面才有门窗。冬天的夜晚，农人都睡得很早。我和两个战友都很当心，临睡前总是先到村落外去听一下子动静，没有狗吠，没有什么非常才回到窑屋里睡觉。只管如此，一场灾害还是悄悄地降临了。我们的房东，岳父家在太谷城里，他去太谷时，曾向伪军透露，有几个八路军住在他家里。
10月26日午夜，从太谷等地震身“扫荡”我太行根据地的日伪军经由该村落时，几个伪军在房东的指引下，把我们三人堵在窑屋里。当我们听到外边响起一阵沓杂的脚步声，再想开门逃跑时，已经来不及了。林华栋首先在窑屋门口被日伪军捉住，我和杨积萼急忙藏身到两扇门后。房东在外边说：“里边还有两个”，伪军一边喊叫“快出来！
”、“快屈膝降服佩服！
”一边从窗口向窑屋里打枪。我和杨积萼藏身的地方是个去世角，枪打不到，可是也跑不出去。不一会，日伪军让那个房东在前边端着灯，几个伪军便跟在后边冲进了屋里，将手无寸铁的我俩先后抓了出去。
伪军将我们捆起来，却没有判明我们的身份。一个伪军官匆忙地问了几句：“八路在哪里？”“县政府在哪里？”“粮食在哪里？”我们都回答“不知道”。一个手持门栓的伪军狠狠地打我们，一下正打在我的左额上，鲜血顺着面颊流了下来。我心里见告自己，一定要挺住，不能倒下，不能向仇敌屈从。这时，日伪军的大部队已经通过了村落庄，几个伪军不敢勾留，押着我们跟在大部队尾部，向我根据地纵深走去。
林华栋是党员，一起上，他暗暗同我们商量，谁得到机会谁就跑，决不能让日伪军带到据点去。拂晓，在一处狭隘山路的转弯处，林华栋趁敌不备，纵身跳下山沟，不幸，捆绑他的绳子又被日伪军捉住，他被拖回打了一顿，没能跑掉。
这股日伪军约有一百多名日军和二三百名伪军，拉着一门山炮，携有十多挺轻重机枪和掷弹筒，武器装备优秀，却怕我军伏击，走走停停，行进的速率十分缓慢。天亮后，一个日军少佐时时地举起望远镜向周围的山上窥望，并指挥敌军用机枪进行火力侦察。当晚，日伪军在一个村落庄住下，大部日伪军都住进村落里的房屋和窑洞，只有少数伪军围缩在村落边的背风处，生起一堆火，看守着先后被捉来的十几个抗日军民。我和林华栋、杨积萼背靠背地坐着，捆绑林华栋和杨积萼的绳子都拴在我背后的粗绳子上，我偷偷地先给林华栋解开了绳子，他趁着看守的伪军打瞌睡儿的瞬间，溜到暗处逃走了。伪军彷佛听到些动静，起来查看，创造少了一个人，便用枪托捅打我们这些被捕的受难者，但大家都说不知道，伪军也无可奈何。
第五天的夜晚，日伪军住在太谷三区的官寨村落，这个周围都是大山的小山村落，约有二三十户人家，散落在山坡的沟坎上。日伪军“扫荡”前，这里曾是我太谷抗日县政府的驻地。一队队日伪军吃过晚饭就搜山去了，看押我们的伪军，将几天来抓到的二十多个人，统统关在村落边一座四合院的东厢房内，也随着日军出发了。
我们听得院内悄悄静，从窗棂的破纸洞中向外看，只有一匹马在牲口棚下吃草，时而发出喷鼻香香和蹬蹄声。我向杨积萼和三十团的一个司务长打呼唤，准备逃跑。我先松脱下自己胳膊上的绳子，杨积萼和难友们也相互帮助松脱了捆绑的绳子。我说：“我先出去看看，跑得了，大家就随着跑。”我长得瘦削，从门缝中伸脱手，弄掉插在门搭扣上的“拨吊子”（当地屯子纺线用的一种铁签子），轻轻地将门扇错开，先钻了出去。脚上一双旧鞋，走了几天山路，早已经褴褛不堪了，索性赤着脚顺着墙轻轻地掩到大门口，只见门洞里有个日伪军的哨兵，面向门外，正拄着枪打瞌睡儿。怕惊动伪军，没敢贸然从大门出去，我又退回院子里，纵身攀爬西墙头，不料墙太高，没有扳上去，又奔到东墙头，奋力一跳，终于爬了上去，转头向望着我的难友们招了招手，便顺着墙溜了下去。屋子后边是一条山沟，不管不顾地跳下沟撒腿就跑，我脱险了。
我先向西北面的一座大山奔去，爬到半山腰，再折向南跑，下到一个布满大大小小卵石的河滩，趴在河边喝了几口水，喘息了一下，在河边摸起两块拳头大的鹅卵石做为“防身武器”，又翻山越岭朝着根据地方向疾跑。山上没有路，我抱着头从绝壁上团身滚下，树枝乱草的棘针扎满了我的背、腿和手脚，顾不得疼痛，张望着远处搜山的日伪军生起的一堆堆篝火，只管即便绕着、躲着、远远地避开。
跑了一夜，跌跌撞撞地也不知跑了多少路。黎明，忽然听到山坡下有人说话，连忙躲藏到齐人深的野草丛中。过了一会，人声近了，原来是两个夜间躲在山沟里的农人牵着毛驴回家。“可遇见亲人了！
”当两个老乡走近时，我冲出草丛迎了上去，说自己是从日伪军那里逃出来的八路军。两位老乡惊喜地扶住我、安慰我，见告我抗日县政府就在这山里的老鸹沟。这里离我逃出来的官寨村落有十来里路。老乡将我送到了老鸹沟。县政府的同道看到我的双足血迹淋漓，赶紧给我找了一双鞋换上，对我说，听几个从官寨跑出来的人说，有个八路军先跑了出来，他们正在探求。原来，当地逃出的人地熟路熟，没走弯路就径直跑回来了。
日伪军还在附近搜山。县政府的同道派了个老乡将我送到深山沟里的一孔废窑洞里躲藏。饿了吃点老乡给我放下的山药蛋和红枣，渴了喝点山沟里的水。齐人深的野草将窑洞口遮得严严实实，却挡不住夜晚的寒冷，我只能把老乡给的一条破口袋套在腿上卷曲着，警觉地谛听着外边风吹草动的窸窣声和猫头鹰的“咕咕”啼叫声。在似睡非睡的朦胧中，我梦见了西进干部队的战友们，一张张亲切的面孔、一个个熟习的身影在脑海里闪过，多么惦记这些一起奔向延安的亲人啊！
好随意马虎等到搜山的日伪军撤走，我回到了老鸹沟。县政府打听到西进干部队的住处，送我归队。战友们热烈地欢迎我。共同经历了一场死活磨练的林华栋和杨积萼，已经先我归队，我们牢牢地拥抱在一起，难分难舍。
党支部布告王冠五，轻轻地、仔细地为我拔出残留在脊背上的棘针。夜晚，他和我同盖一条薄棉毯御寒，深情地对我说：“到延安后，我乐意做你的入党先容人。”
六
护送西进干部队过路的太行三十团一支便衣分队过来了。一个漆黑的夜晚，他们带着西进干部队，冒着风寒从山上急行军到了平川。午夜，跨过同蒲铁路到了晋中平原。
由于铁路和汾河平行横贯在晋中平原，从晋东南太行山区到晋西北根据地相距约一百六七十华里，一夜过不去。拂晓，我们在铁路与汾河之间的南席村落住下，暗藏在一座整洁的四合院里。这里是敌占区，村落里的“坚持会”和“反共自卫团”照常站岗放哨，搪塞着炮楼上的日伪军，暗地里却掩护着我过路职员，做着抗日的事情。白天，小分队和西进干部队就在这座砖瓦房的四合院里吃喝拉撒睡，入夜，又悄悄地拜别，消逝在夜幕之中。
悄悄的汾河，只是在岸边结了一层薄冰，河面没有封冻。我们身着衣裤从冰凉砭骨的河水中趟了过去，湿透的衣裤立即凝集起一层冰凌，划破了皮肤，麻木了手脚。大家不以为疼痛和寒冷，只是牢牢地相随着奔跑。奔跑使人的血液急剧循环，升高的体温暖化了衣裤上的河水与汗水结成的冰凌。
太阳升起了。在便衣小分队的护送下，西进干部队超越了离（石）岚（县）公路，通过了去延安路上的末了一道日伪军封锁线，进入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
绵亘在晋西北的吕梁山，树林深密，人烟稀少。干枯的落叶衰草，在征人的脚下簌簌作响。西进干部队从一个兵站走到下一个兵站，爬过一道道山梁，向着延安，越走越近，走到了黄河边。
兴县黑峪口，是从晋西北到陕甘宁边区的渡河点。我们这些来自渤海和黄海之滨的儿女，站在奔驰咆哮的母亲河边，心情特殊激动，感慨万千。从山东出发，踏六省（鲁、苏、豫、冀、晋、陕）征尘，历死活磨难、效忠实磨练，当仁不让，一行108人，只剩72人了。
清晨的阳光照耀着黄河对岸的黄土高原，那里，便是我们心神神往的党中心肠点地陕甘宁边区。两只大木船载着我们七十多人渡河了。舟子的双臂奋力地划着船桨，舵手聚精会神地牢牢把握着船舵，木船冲过翻滚的黄河波涛，径向河的对岸斜插过去。
陕北的黄土高原另是一番景象。这里没有敌情，公民安居乐业。牧羊人高亢悠扬地拉唱着动听的陕北民歌，山坡窑洞前传来一阵阵鸡鸣犬吠声。这统统，使我们一起走来高度紧张的神经，悠忽间得到了松弛。
我们从神府的贺家川渡口下船后，沿着大河右岸，昼行夜宿，经佳县、米脂、绥德、清涧……一站站地向延安提高。米脂是李自成的家乡，绥德有宋朝抗金名将韩世忠的蕲王庙。怀着对中华民族英雄的崇敬心情，我们凭吊了蕲王庙。
大踏步地行军六天，西进干部队走到了延安东边的桥儿沟。沿着狭长的河谷，老远就看到了宝塔山，我们这些来自黄海、渤海之滨的年轻人，激动得一溜小跑起来。从宝塔山下踏着石块过了延河，穿过了曾被敌机多次轰炸毁坏了的延安古城，我们来到了北门外延河边的兰家坪招待所。党中心组织部的同道，亲切地接待了我们这批冲破硝烟烽火胜利归来的战士。
我们终于走到了延安，走到了党中心的身边。此时，告别胶东已经19个月，离开鲁南也15个月了。
这一天，是1942年的12月24日。
【2022年12月1日节选整理自牟闵回顾录遗稿】
（供稿：牟闵宗子牟承晋，昆仑策研究院高等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授权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