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布告在十八届中心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研究我国反腐倡廉历史，理解我国古代廉政文化，稽核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落，可以给人以深刻启迪，有利于我们利用历史聪慧推进反腐倡廉培植。”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布告进一步指出，要加强新时期廉明文化培植，教诲勾引广大党员、干部增强不想腐的自觉，清明净白做人，干干净净干事。习近平总布告的主要论述，既强调了要以我国古代廉政文化推进反腐倡廉培植，又指出了要加强新时期廉明文化培植，从而丰富和拓展了廉政文化的内涵，使廉明文化具有强烈的时期气息。从文化来讲，“廉政文化”和“廉明文化”的核心内容都是“廉”，但廉政文化针对的重点紧张是节制公权力的党员干部和公职职员，廉明文化面向全社会，其关注重点更加全面。中国共产党人的“廉明文化”表示了党的前辈性和纯洁性，蕴含着对党员崇奉信念的更高哀求，而这也是拒腐防变的根本。可以说，我们倡导和弘扬廉政文化，便是要积极营造风清气正的廉明社会氛围。
在我国历史上，曾被康熙赞誉为“天下廉吏第一”的于成龙，从担当广西罗城知县到官拜两江总督，以其卓著的政绩和廉明的生平，深得百姓爱戴，其清廉有为的形象也为后人所影象。罗城作为于成龙的初仕之地，是于成龙廉政文化的发源地，有着丰硕而弥足宝贵的廉政文化资源。如何挖掘好和整理研究好于成龙在罗城的廉政文化史料，总结提炼好于成龙罗城廉政文化的特点、启迪与当代代价，是新时期党建事情者、文史事情者的担当作为，更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加强新时期廉明文化培植哀求的一个详细举措。
崇德教养是廉政文化培植的条件和根本
良好道德素养的养成和看重儒家教养的践行是于成龙廉政文化的第一大特点，这个特点启迪我们崇德教养是廉政文化培植的条件和根本。
于成龙初仕罗城有着良好的道德素养。对道德的追求是传统儒家思想的核心，个中“德”字是《论语》《孟子》中的一个高频词，这在很大程度上凸显了儒家对道德的爱崇。儒家思想作为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当时社会代价取向的核心。因此古人在施政牧民时十分看重儒家德治思想的贯彻，是否利用德治成为衡量地方管理好坏的主要判断尺度。于成龙作为传统儒家知识分子，对个人道德水平的提升也十分把稳。他在求学之时就把务实为民作为终极目标，在罗城初仕中更表示出较高的道德标准。当时的罗城饱受兵燹摧残，百姓填沟壑，城郭化丘墟。一方面他回绝亲朋好友的劝解，仍旧坚持履新。另一方面他在处理完公务之后席地“早晚坐卧读书”。于成龙在艰巨的环境下坚持办公读书，足见其极强的道德定力。这在于成龙写给朋侪的信中得到印证，他说自己在罗城“日食二餐，或日食一餐，读书堂上，坐睡堂上，毛头赤脚，无复主座体统。夜晚酒一壶，值钱四文，并无小菜，亦不用箸筷。读唐诗，写鄙谚……我无亏心事一点”。这则史料折射出于成龙初仕罗城具有生活俭朴、清心寡欲、问心无愧的道德定力。须要指出的是，于成龙提到自己“无亏心事一点”，在古代的官场系统编制中，真能做到无亏心事一点者寥寥无几，有关于成龙在罗城为官期间的史料，无疑凸显了他良好的道德素养。同时，于成龙在罗城的显著为治实绩，还表明为官一任要无愧于心，仅靠私德无亏是不足的，只有一县大小事务处理妥当，才能无愧于心，无愧于民。
在当前稽核“以德为先”“政德”“德才兼备”等这些时期话题中，于成龙在罗城知县任上的良好道德素养为这些时期准则供应了丰富的注脚和历史支撑，是研究于成龙廉政文化的主要材料。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多少准则》再次强调的“着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系统编制机制”，个中的“不想腐”的实现就离不开对个体履行思想教诲以提高个体的人格品质、道德水平。详细到廉政文化培植层面便是要大力实行廉政文化教诲，匆匆使广大受教诲者稳定树立精确的天下不雅观、人生不雅观、代价不雅观，终极做到“不想腐”。这在于成龙的发展进程中也表示得淋漓尽致。
于成龙初仕罗城看重践行儒家教养。《论语·颜渊》：“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去世，民无信不立。’”在孔子看来，使民众具备诚信的道德品质同足食、足兵一起，是管理好国家必须遵照的三大基本准则。为此，是否重视教养也成为一个地方官员为政主要的代价判断。诚如孟子所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于成龙秉承儒家士大夫代价理念，修身齐家，并认为这是管理天下的条件条件。治天下当以廉明为务，而要使廉明的理念深入民气则必须通过家规家训规范自己身边的族人。只有自己做到模范，影响到族人，再进一步推己及人，才能形成一整套完全的代价和行为规范来教养民众。
于成龙早在初仕罗城时，就采纳两大举措加强对罗城民众的教养。第一，开设学馆教养民众。在罗城知县任上，他针对当地瑶、壮等少数民族不识汉字、不知朝廷礼法、不通儒家大义的现状，积极开设学馆，根据朝廷典章制度和当地实际情形简化出一套礼仪制度，把儒家文化传播到罗城各地，遍及到民众中，初步改进了当地文化掉队、知识匮乏的状况，以儒家思想教养民众，统一了百姓思想，掩护了社会的稳定。儒家道德不雅观念的传播遍及也匆匆使廉政不雅观念进一步在官吏群体和民众中间得到认同，促进了廉政文化的形成。第二，移风易俗教养民众。他在《严禁赌钱谕》中指出：“四民之中，各有本业，咸宜循分以保身家。乃有奸猾之徒，希图厚利，开设赌场。贪痴之辈，堕入局中，相聚赌钱，昼夜不息。开场之家，独得其利。赢者百无一二，输者比比皆是，甚至赀财荡尽，田房准折一空。栖止无所，谋生无策。或情急自尽，或身为托钵人，或自卖旗下，或将妻女子媳卖为奴婢，终生沉沦腐化，或为盗贼，致被擒获，身罹重辟……当聚赌之时，还有相互争竞被人殴去世者。”可见赌钱危害极大，这种对金钱利益的投契，如果存在于官场，无疑是滋长腐败的温床，而在民间也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因此为实行教养，于成龙严禁赌钱。对赌钱者，一并按律入罪，对举报赌钱并查实者，予以褒奖，从而杜绝赌钱这种歪风邪气，使民风复归淳厚。
此外他还在《驱逐流娼檄》中针对娼妓申明禁令，又在《劝民节俭歌》《忍字歌》等歌谣中提倡节俭、忍耐等道德代价，敦促官员，教养百姓。只管这些方法不全是其于罗城知县任上的举措，但从其为官的经历来看，于成龙几十年如一日，秉承儒家道德准则，并以身作则教养民众，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如果纯粹以行政手段逼迫实行，确实能在短期内取得一定成效，但是却不能治本。只有在大力实行廉政教诲、道德教诲结合详细系编制度培植、大力惩办贪腐，才能真正做到标本兼治。而思想教诲、廉政教诲则是推进廉政文化的基本条件。
担当作为是廉政文化培植的应有之义
于成龙不仅一贯以清廉的形象为后人所影象，而且作为于成龙初仕地罗成的政绩还为他带来了“卓异”的赞许，表示出他为官的显著管理效果，展示出了其县域管理实绩的时期代价。因此，担当作为是于成龙廉政文化的第二大特点，这个特点启迪我们担当作为是廉政文化培植的应有之义。
清廉而政绩精良是古代廉吏的标准。从“廉”字的形声看，廉字从“广”，“兼”声，本义当与建筑物干系。《仪礼·乡饮礼》“设席于堂廉东上”。郑玄注：“侧边曰廉”。由于为侧屋，有棱角，进而引申出品行端方、有气节的含义。“廉”字还有从兼得声，则字可与兼相通。《韩非子·五蠹》即有“而信廉爱之说”，可见“廉”字有“兼有数项”之意。从中可见古人对“廉”字造字用字的良苦存心。同时，早在《周礼·吏治》里就对古代官员的道德底线提出“六廉”的哀求。《周礼·天官·小宰》：“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耿介，五曰廉法，六曰廉辨。”个中“廉善”的意思是清廉而政绩精良；“廉能”则意为清廉能干，亦即有才能，肯下功夫。这表明，“廉”兼有数项意义在内，至少除了品行端方之外，在管理等层面还要有所作为。因此，官吏如果只是洁身自好，无所事事，只管一钱不取，两袖清风，那也达不到廉吏的标准。
“天下廉吏第一”的于成龙具有廉吏担当作为的思想风致，也具有作为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道德操守，在求学之时就素有务实为民的问学态度，为他之后仕途功名打下了良好的根基。他曾给朋侪写信谈到自己“数年来，一举一动，原非为功名富贵计”，他这种“为官不为富贵利禄”心态，在为官的动机上就显得分歧凡响。这是廉吏须要具备的基本道德操守。当时，罗城场合排场十分不稳。据史料记载于成龙的前任知县许鸿儒“随征战四载，缘兵燹城荒，土司叛乱，桂林又屡为伪党窃据，罗城伶仃无援，城陷不屈，骂贼而去世”。等到于成龙到任时，罗城百姓或逃或去世，城郭化为丘墟，堂堂知县连个办公地点都没有，可见当时罗城遭受战火摧残的惨烈环境。须要指出的是，由于当时罗城这个边地“地瘠民贫，田土荒漠，衙舍倾倒，无夫无役”，可以说，管理难题一贯存在，纵然不遭受战火的摧残，一样平常官吏面对这种情形也毫无头绪，何况年夜难不死的穷县。于成龙便是在这样艰巨的环境下，展开了他的为官生涯。特殊是他在来罗城之前，就已经从朋侪处得知罗城的干系情形，在这种情形下他还能坚持“典田卖屋”，带着五个仆人前往广西，到罗城时仅一个人坚持留下来陪伴于成龙，在如此艰巨条件下于成龙依然坚持己任，这无疑是于成龙作为著名廉吏的一个人格闪光点。
于成龙有着廉吏担当作为的显著实绩。稽核诸种文献，可以创造于成龙在县域管理层面的独特之处。第一，面对少数民族居民，他采纳多种方法让他们产生文化认同感去教养地方。如他强调“或以崇文教，或以敦祈报，或以恤幽魂，皆有祭享一定之期”，以形成共同的代价不雅观认同而增强凝聚力。这是当前党和国家提倡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厚历史文化秘闻。第二，于成龙有很强的民本思想，在他看来，乃至连朝廷眼中的盗贼匪徒都是公民，不应该武断地采纳弹压的办法粗暴对待。由于在这里，于成龙站在民众一壁指出老百姓沦为盗贼是朝廷有关部门的任务，任何老百姓都不会乐意当盗贼，以是该当让他们能够安居乐业，这样盗贼自然就消亡了。第三，发展生产、拔除弊政，使民众安家乐业。于成龙在经济上提出“疏盐引”“拓荒田”，使得老百姓能够从事一定的商品经济活动，贩卖食盐，开拓荒地获取粮食。同时强调在赋税上予以改革，不加重百姓包袱。总之，以上于成龙罗城为政的管理举措，在本日对付履行县域良性管理仍有参考代价。
立规明矩是廉政文化培植的根本保障
要实行廉政文化，使廉政文化成为政府行政的根本辅导，廉政教诲只是第一步，如果没有制度约束，一个廉明高效确当局是很难涌现并运转的。正是这样，于成龙为政很看重立规明矩，通过颁布政令，完善制度对详细的行政事务作出辅导和规范，同时与教养民众形成互补，终极推进廉政文化的深入。可以说，立规明矩是于成龙廉政文化的第三大特点，这个特点启迪我们廉政文化培植须有法律和制度保障。
于成龙在为官实践中比较看重礼治。儒家政治思想方向于以礼治形成社会统一的风尚习气、思想意识，从而匆匆成社会共识的形成，维系社会稳定。纵不雅观于成龙的为官经历，他多次提倡兴复礼典，订定敬拜仪式。如在罗城知县任上，面对残破的局势，他在努力恢复活产，打击盗贼的同时，还专门根据中心王朝的敬拜大典设置了一套仪式，让当地老百姓认识朝廷礼仪，从而形成强大的政治向心力，罗城的场合排场很快得到稳定，于成龙在罗城的任职经历也为他带来了“卓异”的盛誉。有了罗城的履历，他在后来的地方官任职内均大力提倡礼治，兴修礼典。于成龙明确提到了他曾经稽核过的山西和广西的礼典的不同，强调要结合当地实际需求颁定大礼，维系民气。这一思想境界对当前的廉政文化培植也具有借鉴意义，全面从严治党、社会主义核心代价不雅观的学习也该当形发展效机制，制度化常态化，从而将廉政文化培植推向纵深。
于成龙在为官实践中还重视廉政制度培植。于成龙在廉政制度方面最为显著的举措便是制订了一系列关于盐引、火耗等方面的规章制度，直接打击和防治了贪腐行为。在盐引方面，清代广西的盐政问题一贯比较严重，早在金光祖担当广西布政使的时候，便对全省的盐政弊端看得十分清楚，升任广西巡抚后，便积极与户部协商减少国家对盐引的持有量，从而减少了各级官府和百姓的包袱。于成龙在任罗城知县后，在《条陈引盐利弊议》中对罗城乃至广西的盐政弊端进行了全面的剖析。据《罗城县志》记载，罗城“原无盐税，因粤东盐课缺额，贻累广西各州县均派盐引，罗城竟派盐七百包，吏民竟惊悸无措”。为了完成上级规定的盐课任务，“不得不赊借于有盐之处，以救考成之急”。而广西本地的一些盐商趁机与官府勾结刻意提高盐价，造成了更加严重的后果。于成龙认为官商勾结是导致盐价不断抬高的主要缘故原由之一，为此他有针对性地制订了新的办法条例，提出了详细的方法，对罗城盐政产生了主要影响。第一，以市场调节盐价，使盐价趋于平缓，于是“民穷稍甦，流商喜于疏销有利，而来之必广；穷民一旦得食贱盐，而销之必多”，这样一来百姓可以得到平价食盐，官员们也完成了发卖食盐的任务。第二，简化盐引审批手续流程，冲破官府牵制、商业贸易中的地域限定。第三，破除私盐禁忌，减少对私盐的管控。特殊是简化食盐的流利环节，减少了个中的贪腐行为的发生。
在拔除火耗等方面，他制订颁布了关于火耗方面的条例制度。“火耗”便是古代官府对所征收赋税因在运输过程中产生部分花费，额外再征收一部分钱粮，并成为贪官污吏进行贪腐行为的紧张伎俩。在于成龙任罗城知县前，罗城的火耗比其他地方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仅有火耗，还有所谓的大耗，“大耗”便是官府在征收粮赋时加大储运过程中的估量损耗率。有的公开让老百姓多交，叫作“明加”；有的在度量衡上加码，叫作“暗加”。为此，于成龙通过整顿吏治，严格制订规章制度拔除“两耗”，这些制度的制订既有利于兴利除弊，又在廉政培植上取得实际效果，因此罗城百姓在得知拔除“两耗”后，无不欢心缴纳税赋。有了罗城拔除火耗的经历，于成龙后来在直隶巡抚任上就有了更为成熟的禁止“火耗”方法。他在直隶巡抚任上颁布了《严禁火耗谕》，规定地方官员不得肆意随便加征火耗。值得把稳的是，于成龙一方面设规明矩，再三告诫以制度约束官员，一方面以道德来约束官员，对他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剖析“火耗”给百姓带来的坏处，将思想教诲与制度培植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取得了明显成效。
于成龙这种既看重思想道德教诲，又看重以详细的规章制度来约束官吏和民众，保障教养的成果得到进一步巩固，这在封建社会是尤其难得的。从于成龙的显著政绩可以看出制度培植是廉政文化培植的根本保障，在新时期推进廉政文化培植，必须进一步完善规章制度、法令法规并严格实行，如此才能进一步推进反腐事情产生更大成效。
于成龙罗城廉政文化的当代代价
中华精良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深邃的国家管理、治吏官事的思想理念，有丰富的礼法相依、重德崇礼、修身正心的历史文化聪慧，将国家、社会、家族和个人连成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奠定了修齐治平的道德空想和行为准则。同时，中华精良传统文化也蕴含着丰富的廉明文化基因。于成龙成长于社会动荡的明末清初期间，自小负责学习传统历史文化，广泛研读了儒、墨、道、佛等各派学说，逐渐形成了一套具有自身特点的廉政思想：推崇爱民廉政，恪守公道法纪。我们学习研究于成龙管理罗城的廉政文化史，便是要从中汲取当代营养。
精确对待财富是廉明自律的第一关。他曾在罗城、合州等当时最艰巨的地方任基层官员，也曾在直隶、两江等当时最繁华富庶的地方做“封疆大吏”，但刻苦廉明的生活作风始终如一。在罗城，他蓬葆赤脚或布衣草鞋，把自己融入当地民众之中。个人生活是“日食一餐或两餐”，“夜晚酒一壶，值钱四文，并无小菜，也不用箸筷”。他离开广西罗城远赴四川合州（今重庆合川区）任知州，窘迫到没有履新的路费。后来又先后任直隶巡抚和两江总督，他虽居封疆之位却依然是“布衣蔬食”。在直隶“屑糠杂米为粥，与同仆共吃”；在江南“侑以青菜，终年不知肉味”，因之被江南民众称呼为“于青菜”。于成龙官场20余年，从南到北，独身只身天涯，不带家眷，与结正室阔别20年后才得一见。他过世后居室中只看到“冷落菜羹”“故衣破靴”。于成龙的清操苦节享誉当时，对端正当地社会风气，尤其是约束社会上层的奢靡之风起着积极的推动浸染。新时期共产党人树立精确的财富不雅观，就要守好清廉关，这是廉明自律的第一关，在思想和灵魂深处恪守老诚笃实做人、清明净白为官的道德信念。
以清廉塑造高尚的风致。清正廉明从根本上讲是一种道德觉悟、道德情操、道德准则。于成龙为官二十余载，始终保持了廉明品质，终生将清廉作为高尚的风致来塑造，实实在在不“矫伪”，不做表面文章，是“本于至诚”、发自内心的“廉吏”。据记载，于成龙去世后，南京的普通百姓十分悲痛，“士民男女无少长，皆巷哭罢市。持喷鼻香楮至者日数万人。下至莱庸负贩，色目、番僧也伏地哭”。康熙天子亲为撰写碑文，老百姓的口碑和朝廷的认可，是对他廉明刻苦生平的最高表彰。康熙在写给于成龙的碑文里盛赞其风致“梗直”，做官“忠勤”，“廉明”是其生平最大的优点，而且能够“坚守夙操，无间初终”，更是“本于至诚”的廉吏。一个古代的官员把明净名声作为最好财富留给了家庭、社会和历史。那作为新时期的党员干部身后应留下什么？我们该当留下两样宝贵的东西：在物质层面，便是干实事，出实绩，干出有益当下惠及后人的事来；在精神层面，便是要培养出良好的作风和高尚的精神，为推进全面培植社会主义当代化国家凝聚磅礴的精神力量。我们有这两样东西留下来，就无愧于新时期共产党人这个光荣称号。
以清明熬炼敢于担当的政治品质。《周礼·天官》中的“廉能”便是指遇事能够明察，有办理困难的能力，故有“耿介”一说。一些官员能做到不贪不腐，显得清廉，但却疏于职事、怠政
以清正涵养正派、正气、刚毅刚烈的品质。于成龙在为官生涯中，无论官职大小，面对何事何人，只假如符民意、顺民心、关怀民生利益的事，都敢于直面突出抵牾，敢于触及难点，敢为别人所不愿为不敢为，做到实心实意、立说立行，心无羁绊、全力以赴。比如，在罗城担当知县时，针对杀掠成风的社会治安问题，敢于动真碰硬，大刀阔斧地推出打击匪贼强盗整顿治安、改造吏治减轻群众包袱等有力举措，特殊是甘冒触犯清廷法令“未奉命而专征”为不赦之罪的后果，组织乡民练兵并征讨到罗城杀掠的邻县豪强，使其退还掳走的丁口耕牛，担保再不犯界。在担当福建按察使期间，他不畏权贵重审“通海”罪案。当时清政府对台湾抗清势力实施了严格的“海禁”政策，对浩瀚迫于生存下海的渔民以“通海”罪问斩。于成龙在查阅已核准的案卷时，创造“通海”罪每案中殃及浩瀚无辜者，不畏权贵阻力坚持重审。正是他面对王公将军们的据理力争，使得上千百姓免遭屠戮而获释，穷苦者还发给路费。于成龙为官清正的实例警觉我们党员干部，面对大是大非要敢于亮剑，面对抵牾冲突要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急困难要敢于挺身而出，面对失落误要敢于承担任务，面对歪风邪气要敢于武断斗争。
履历既是对历史实践的科学总结，也是新时期连续推进党风廉政培植和反腐败斗争的倔强基石。面向新的一百年，我们党必须充分利用这些宝贵的履历，培植海晏河清的社会主义当代化国家。
（课题组组长：何成学，副组长：尹红英，成员：张弓、刘绍卫、王继高、林庆才、银兰娟；执笔人：何成学、张弓、尹红英、刘绍卫）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