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立群（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学人小传
王宽行，1924年出生，2004年去世，江苏邳县（今邳州市）人。1948年考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1949年1月至1950年9月休学，1950年9月到1952年7月在无锡苏南文化教诲学院学习，1952年9月至1953年7月在江苏师范学院中文系读本科，毕业后分配到开封师范学院中文系（今河南大学文学院）任教。著有《王宽行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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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65年高中毕业时，我报考了清华大学土木建筑专业，可考前学校分别调集不同家庭出身的毕业生开会支配报考志愿的，让我有了不祥之感。果真，虽然我的成绩完备合格，终极却落榜了。
1977年，停顿多年的高考规复了，对一贯心心念念想上大学的我来说，真是一次历史性机遇，然而，我只能无奈再度止步：未能报上名。1977年高考只许可1966、1967、1968届的初、高中毕业生报考，如我这样1965年参加过高考未被录取的考生是不许可报名的。不久后，国家规复招收研究生，考研的年事上限放宽了，而且对付有专业特长和研究才能的在职职工，报考时不受学历限定。我立时明白，这是我读大学的唯一机会了！
作为理工男的我，立即自学大学文科课程参加考研，缘故原由很大略，自学理工科无异于“自尽”。
1979年9月，34岁的我，历经了14年小学、中学教诗人涯后，考上了开封师范学院中文系（即今河南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师从王宽行师长西席，成为宽行师的第一位硕士研究生。
口试时第一次见到浓眉大眼、直肚直肠的宽行师，他豁达的笑声时时回响在严明的复试场上。看得出，在座的高文教授（1908—2000年）、华钟彦教授（1906—1988年）等老一代学者都非常欣赏宽行师。口试时，华师长西席问我：荀子是法家还是儒家？为什么？我回答完后，华师长西席做了点评。宽行师和华师长西席为此题还有一场小小的辩论，让严明的考场一下子变得生动起来。毕业留校后，我参加过多次研究生口试，罕见此种景象。
后来我才知道，宽行师新中国成立前考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简称“无锡国专”）。无锡国专是中国高档教诲史上一张亮丽的名片，“培养的学生绝对数量不多，但却保持了极高的成才率”，有研究中国高档教诲史的学者将其与北京大学等名校并称。1953年宽行师毕业时，该校已改名为“江苏师范学院”，他由江苏师院分配到开封师院事情。宽行师和系里两位德高望重的先生长西席关系如此融洽，是由于宽行师学问踏实、见地独到而又为人耿直，为中文系的先生长西席们所认可。
第二次见到宽行师已是开学后，地点是宽行师的家，校内排房中的一间（那些排房现在已经拆除，改建为河南大学开封明伦校区音乐学院、美术学院）。当时开封师院中文系许多老师都住在这些平房里。只管我已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宽行师家的简陋仍旧令我大为吃惊：全部家当只有一张单人床，一张破旧的三斗桌，几个小书架和一些放在地上的炊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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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在开封师院读过本科，可我对这所历史悠久的大学并不陌生。1974年到1976年的这三年，我一贯在开封师院历史系“事情”。那时，开封空分设备厂“工人理论组”和开封师院历史系共同承担《王安石诗文选注》的事情，我是空分厂“工人理论组”向空分厂中学借调的高中语文西席。因此，我隔三岔五地要从历史系去开封师院的教授院（河南大学金明校区南门别传授院，现已拆除）拜访中文系高文教授，请他审阅我撰写的初稿。与教授院的住房比较，宽行师的住所实在是太简陋了。这种简陋不仅表现在房屋的面积和构造上，而且表现在室内的家具上。
作为青年西席，宽行师与当时的开封师院教授比较，人为报酬相差悬殊。加上师母为屯子户口，孩子均在屯子，经济的重担让像宽行师这样“一头沉”（特指夫人系屯子户口者）的高校西席经济一贯很窘迫，乃至负债累累。
宽行师一人独居开封26年，直到1979年，师母和小儿子才办完“农转非”（农业户口转为城市户口），来到宽行师身边，实现了家庭的初步团圆，当年的青年西席已成了年近六旬的老人。他的宗子1978年考上徐州师范学院，毕业后进入邳县县中教书，直至退休。次子1982年到商丘一所中学当老师，后调入河南大学图书馆。唯一的女儿，由于已婚嫁，不能再办“农转非”，一贯留在江苏屯子。
师母和小儿子的到来，给宽行师的生活带来了不少欢快。伴随着师母的到来，20世纪80年代，宽行师告别了平房，搬进了今河南大学明伦校区西门外的家属楼，直到仙逝。在本日看来，宽行师的新居既不宽敞也不豪华，书房仍旧只有几个简陋的小书架，一张结实无华的三斗桌，以及一把修补了多次的旧藤椅。我每次到宽行师家中问学，他都是坐在那把破旧的藤椅上谈笑风生。
宽行师的穿着也相称大略，一套灰色的中山装是他的标配。从我入校至宽行师去世的25年，他一贯穿着同样颜色、同样格局的中山装，无论在家中，还是在教室上。作为宗子，宽行师要照顾在老家的两个弟弟，作为丈夫和父亲，宽行师要包袱妻子和三男一女的生活，因此他自奉甚俭，常年不添置新衣。听说宽行师曾订做过一套米黄色的中山装，只有出席主要会议或拜访前辈、亲友时才舍得穿。
宽行师的忘年交、河南大学文学院张如法教授在他个人博客上写道：“‘文革’前毕业的开封师院中文系学生，回顾在母校的学习生活时，都要赞颂宽行兄讲课的魅力。如曾任河南省作协副主席、河南省文学院院长的孙荪（孙广举）在《河南大学学报》上撰文说，王宽行老师讲课气势恢宏、情绪激越。‘文革’后七八十年代的学生，也对宽行兄的讲课佩服得五体投地。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作者便是先旁听宽行兄的讲课，心生敬慕之情，终极下决心考上中文系的。”张如法教授还摘录了那篇文章的片段：“我待了一星期，一天不落地听课，真是大开了眼界。印象极深的是王宽行老师讲《孔雀东南飞》，开篇两句‘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讲了两个学时，深入浅出、旁征博引：一唱一咏，手舞足蹈；轻音时，地可听针；豪唱时，晴空霹雳。你的思绪被他调遣，时而泣，继而涕，时而乐，继而笑，时而探首侧耳听山泉叮咚，继而仰天排胸啸大江东去，那是一场难忘的艺术享受。可惜好景不长，第二天，我便要返乡了。我萌生了强烈的上大学的动机。”
王宽行（右一）与朋侪在一起，左一为张如法。作者供图
二
住得简陋，穿得大略，但是，宽行师却有着一颗“精细的大脑”。这颗“精细的大脑”以长于深刻的剖析著称于学界。他是开封师院中文系著名的雄辩家，讲课、发言一向以深刻著称。
在我三年读研期间，宽行师给我讲《史记》，讲汉魏六朝乐府，讲《论语》《孟子》，讲唐诗。特殊是一些名家名篇，宽行师讲起来声如洪钟，每每拍案而起。屋中只有我们师生二人，宽行师讲课的气势、声音，丝毫没有由于只有我一个人听课而与他面对数百学生时有任何差别，大气磅礴，挥洒自如，激情四射。
张如法教授曾写过一段非常精彩的笔墨记述宽行师讲课时的情境，他（指宽行师）每每“先在黑板上简要写出两种不雅观点让同学思考，然后用粉笔在第一种不雅观点上打个大×。那时教室上许可吸烟，他又有烟瘾，便取出喷鼻香烟点上一支猛吸一口，嗵、嗵、嗵，从讲台下来直走到教室后边，又折回来，嗵、嗵、嗵，登上讲台，拿起粉笔在第二种不雅观点上一边打×，一边年夜声说道：‘这种不雅观点也是缺点的。’同学们显出惊异的神采，他于是非常自傲地说道：请听听我的精确不雅观点和详细解析。”
宽行师做研究和他讲课一样，非常看重细读文本。一次谈及《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诗中“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颂诗书”，宽行师见告我：一定不能理解成为这是写刘兰芝能干！
这是写封建礼教的教诲！
下文写兰芝回家，刘母的“十三教汝织，十四能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知礼仪”，就将“十六颂诗书”改为“十六知礼仪”，可见，“颂诗书”是为了“知礼仪”。宽行师此类谆谆教诲，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宽行师给我讲《史记·项羽本纪》中的《鸿门宴》时，对《鸿门宴》开篇的“项王大怒”中“大怒”二字非常感兴趣。他认为：“大怒”二字表现了项羽的政治稚子，表现了项羽入关后没有认识到刘邦已经由昔日战友演化为今日对手的重大迁移转变。因此，项羽的政治稚子成为解读《鸿门宴》的一把金钥匙。我在《百家讲坛》讲项羽，紧张讲了项羽失落败的三大缘故原由——政治稚子、军事被动、性情毛病。这些认识都是我在宽行师“细读文本”的根本上，在自己长期的传授教化实践中逐渐清晰起来的。
再如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宽行师非常看重“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两句。他认为：“世”是什么样的“世”，“我”是什么样的“我”，“世”与“我”如何“相违”，这是解读陶渊明归隐的关键。讲清楚了这两句，全体陶渊明的归隐就迎刃而解了。
可见，宽行师具有文本解读的非凡功力。这种功力不局限于解读文本，而且还能够通过解读文本解读作家。这是宽行师的独门绝活！
细读文本，成了我此后数十年传授教化和研究的基本功，也造诣了我在研究中的多项主要创造。
三
宽行师最钟爱的研究课题有两个：一个是陶渊明研究，另一个是先秦儒家思想研究。
宽行师见地深刻的特点在他的陶渊明研究中表现得非常突出，而且宽行师的研究兴趣，让他很快就有了参与全国陶渊明研究的机会。
新中国成立后，陶渊明研究一贯存在较大不合。
1953年，著名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李长之撰写的《陶渊明传论》出版。此书力主陶渊明受曾祖陶侃、外祖父孟嘉的影响，并不爱崇东晋王朝，“反响了没落的士族意识”。
1954年，阎简弼撰写文章《读〈陶渊明传论〉》，批驳李长之对陶渊明的责怪和否定，基本肯定陶渊明方向公民，和公民的欲望相同等。
多数专家肯定陶渊明的积极一壁，认为他“躬耕自资”，侍弄桑麻禾黍，不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与农人有深厚情绪，在老庄思想和隐逸风气盛行的晋代，殊难堪得。
1958年，陈翔鹤主编的《光明日报》副刊《文学遗产》组织了一场全国性的陶渊来岁夜谈论，这场大谈论立即吸引了中国古代文学界浩瀚学者的高度关注。
这场谈论始于1958年12月21日《文学遗产》第240期揭橥的3篇评陶文章，止于1960年1月3日第294期揭橥的1篇评陶文章，历时一年余。谈论结束后，《文学遗产》副刊选编了《陶渊明谈论集》（以下简称《谈论集》）作为总结，并由中华书局1961年5月出版。
《谈论集·序言》先容，从《文学遗产》第240期揭橥第一批驳论争辩文章起，至1960年3月尾止，共收到有关陶渊明的谈论文章251篇。入选《谈论集》的有正文27篇，附录3篇，计30篇。
在这30篇文章中，以个人名义揭橥的仅21篇。此21篇揭橥在《光明日报》副刊《文学遗产》者17篇，寄往《文学遗产》副刊未揭橥终极收入《谈论集》者3篇，揭橥在其他刊物收入《谈论集》者1篇。王宽行《从辞官归隐看陶渊明》一文是未能在《文学遗产》副刊揭橥却终极收入《谈论集》的3篇论文之一。
宽行师撰写此文时，36岁。在全国投稿的251篇文章中，能得到出线权，特殊是投稿时未刊载，终极能收入《谈论集》，殊为不易。这统统皆缘于他对陶渊明深刻、独到的见地，也表明他的见地在当时已处于时期的前沿。纵然在本日，我重读此文，仍旧可以感想熏染到内心的悸动。
宽行师在《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副刊揭橥文章并非有时。他1953年分配到开封师院，1954年便在《公民文学》3月号揭橥与威信商榷的文章《关于对〈诗经·将仲子〉一诗的意见》。在专业期刊极其稀缺、专祖传授投稿亦不随意马虎被采取的当时，宽行师的科研实力不能不令民气生敬意。
张如法教授生前曾回顾他初识宽行师的一个细节：“我于1959年7月从华东师范大学毕业，8月被分配到开封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由于宽行兄在古代文学教研室，我在当代文学教研室，他又长我14岁，以是比较陌生。引起我对他把稳的，是系里为提高我们这批新西席的学识水平制订的一个系列讲座。担当导师的有李嘉言、华钟彦、高文、万曼等著名教授，后面赫然有一讲师职称者，此人便是王宽行。人皆有好奇心，我们一些外校毕业的新西席，听说好些教授、副教授都不能为我们开讲座，为何独独这位讲师能名列导师其列？其是‘何方神仙’？有何‘法道’？经由打听，这才知道王宽行的学术功力非凡。”
我们评价一位学人，每每有两种模式：一是看他揭橥论文的刊物级别，认为级别越高的刊物，作者的水平就越高；二是看他的代表作处于什么水平，达到什么高度，这便是代表作评价制。两种评价模式各有利弊。刊物级别高，不即是其所揭橥的文章都是最高水平文章，也不即是其作者都是最高水平的研究者。刊物和刊发的文章之间可能会有不完备折衷之处。代表作评价制，是通过一位研究者的代表作，判断他的实际研究能力和他的研究达到的高度和深度。如果以代表作评价制衡量宽行师的陶渊明研究，他可算是一位被学界长期低估的学者。
宽行师的陶渊明研究不仅有《谈论集》收录的《从辞官归隐看陶渊明》，还有收入他个人文集的《试论陶渊明的“质性自然”》《也谈陶渊明的化迁思想与审美创造》《也谈陶渊明的政治方向》《谈陶渊明作品的思想和艺术》。这些评陶文章，如《从辞官归隐看陶渊明》一样，达到了那个时期评陶文章的较高水平。
在宽行师留下来的不多的遗作中，有5篇同样具有很高水平的陶渊明研究文章，足以解释宽行师对陶渊明研究的钟情。
宽行师的遗作篇数不多，特殊是先秦儒家思想研究领域保留下来的文章甚少，这本是宽行师为研究生讲得最多的话题，他自己极少写成文章，而是毫无保留地讲给了自己的研究生，不少不雅观点被他的学生写成论文揭橥了。为什么一位以雄辩著称的师长西席著述不多呢？“述而不作”的不雅观点深刻地影响着宽行师那一代人。
宽行师遗作的一个特点因此解析作品为主。新中国成立后，河南大学的许多院系或独立成校，或并入他校，自己则降格为开封师范学院。既然名为“师范学院”，培养中学西席便成了这所大学最主要的任务。中文系卖力培养全省的中学语文西席，自然要给中学语文西席讲中学教材，这种“生存状况”导致了大量作品讲析文章霸占了宽行师遗作的主要组成部分。
实在，解读古诗文名篇最见文学史家的功力，险些所有名家都在这方面下过大功夫。北京大学葛晓音教授搜集北大名家林庚师长西席的多篇文章，选编为《诗的活力与新原质》一书（生活书店2022年版），个中专辟《谈诗稿》一章，收录了林庚师长西席讲读16篇作品的文章，如《君子于役》《易水歌》《青青河边草》《步出城东门》《漫谈庾信〈昭君辞应诏〉》《秦时明月汉时关》《谈孟浩然〈过故人庄〉》等。这就不难明得宽行师的文集中为何有不少名作解读的文章。
虽著述不丰，但成文极有分量，朴实无华的笔墨后面，难掩一代学人的风采。虽然，宽行师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独到见地已经百不存一了，但是读者从这些有限的存世之作中，仍旧可以看到一位独具只眼的学者的锐利眼力。这种眼力是永恒的，这便是宽行师学术生命的代价所在。学术永久不以量取胜，代表性文章是表示一位学者真正代价的标志。
四
宽行师是一位尊师重道的父老，是一位具有文人风骨的学者。他和他的老师吴奔星师长西席、廖序东师长西席的友情令人动容。
吴奔星、廖序东两位师长西席是宽行师在无锡国专时的老师。吴师长西席是墨客兼学者，廖师长西席是著名措辞学家，廖序东师长西席与黄伯荣师长西席主编的《当代汉语》是海内高校运用最广的当代汉语教材。宽行师险些每年寒暑假回江苏老家时，都要到徐州师范学院看望两位老师。一次用饭时，吴师长西席对宽行师说：“让秉辰（宽行师宗子，时在徐州师院中文系读本科）过来一块儿吃，来跟他吴伯伯说说话。”宽行师当即就说：“绝不能这样称呼！
您是我的恩师，永久不能变。”宽行师在无锡国专上学时，吴师长西席讲授当代文学课。一次上课时，有学生哀求吴师长西席讲讲《孟子》，吴师长西席对学生说：“若是讲《孟子》，可以请王宽行讲，有关《孟子》的学问是他的专长。”
一次，宽行师因有急事，回老家时途经徐州而未下车。吴师长西席再次见到宽行师责怪道：“我都奇了怪了，你事情在河南，家在邳县，徐州是你飞过去的？”师生之间的眷眷深情流淌在吴奔星师长西席对宽行师的责问之中，读之令人泪目。
吴奔星师长西席的儿子在张如法教授的博客上留言：“宽行师长西席尊师重道，我最有感想熏染。他是家父在江苏师范学院的老学生，年事只比家父小11岁，但每次来看望家父，都是毕恭毕敬，对我总是称‘心海弟’。记得宽行师长西席末了一次到南京看望家父，是2000年，当时犬子上小学，家父让他喊宽行师长西席‘爷爷’，宽行师长西席大声说‘这怎么行，这怎么行！
心海是小老弟，心海的孩子，便是我的侄子！
’后来，宽行师长西席还专门给我儿子买了一支英雄牌的钢笔。”“家父卧病后，宽行师长西席常常电话问安，前后有十多次。起初，父亲还能够接听电话，听到宽行师长西席的声音，就很激动。在这里，不能不提一句，曾经的很多座上客，在家父卧病后，就再没有了音信，但宽行师长西席，基本是一个月打一次电话讯问病情。古人云：学贵得师，亦贵得友。信乎！
”
我留校后，宽行师常常到我家小坐，每次都要谈到陶渊明研究，并约请我和他一块儿从事该项研究。由于我当时已有了自己的研究课题，只能答应完成手中的课题后再和宽行师互助，可我的课题一个接一个，始终没有来得及和宽行师互助进行陶渊明研究。他生命的末了几年，我去看他，他仍旧兴致勃勃地和我商榷陶渊明研究，可惜我终极未能实现宽行师的欲望。“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悲夫！
回顾当年和宽行师匆匆膝交谈的光阴，虽历历在目，但俱成往事，不胜嘘唏。
《光明日报》（ 2023年05月08日11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