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地皮均在1000亩以上。尤其是马家拥有地皮3000余亩，养有仆人200余名，行动车马蜂拥，打手成群，买地时以方便耕种为名与其地界相邻者，不管卖主是否赞许，其走狗只要指地就立约，强行廉价收买。马家地租规定一亩地一年二季缴租50斤（解放前每亩地收一百斤粮食，便是大丰收），每季不管旱涝风雹，收入多少，一次要缴清，左券期限一定8年。收租时大斗进，风车扇，到时缴不起租，就被扣押在马家地牢里。至于印子钱更是花样翻新，一次不还，利上加利，群众称之为“驴打滚”折算，穷汉欠债年年不断。因此群众称马家父子为“大闫王”“二大爷”“三判官”“四糊涂”。
城里蒋家和王行姓王的结婚，其嫁妆配送前面已到王行、后面刚出县城。45里长途送嫁妆大队不断。
付路嘴袁襄（袁芳芝后人）1922年任河南伪参议时，一人娶10个老婆，还仗势强占农人许多财产、庄田。
平岗刘效科，其父给地主管账，用其讹诈手段，开始买地30余顷，后靠敲诈成为城南大户。
陈洼村落地主张和平，有地30顷，全村落100户全是其佃户。有一佃户因犁地时犁掉一株庄稼，被其活活打去世。并霸占强奸农人妇女无数，群众忍冤不敢告发。张和平说：“中国管不了咱爷的事，要告除非到外国，我四指小贴送衙，甲保长也保不出来”。
睢县老区当时有一首歌谣：生活睢县地带乡/十有九年闹饥荒/一年累到头/身上晒出油/糠菜半年粮/稀糊涂喝不上/不提生活不心醉/提起生活泪连连/忙一春、忙一夏/到了冬天没恁啥/地主欺，官府压/强盗恶霸是一家/勾结一起害公民/终年生活象牛马/。
随着日益飞腾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清政府为坚持其风雨飘摇的反动统治，朝廷曾实行了一些所谓“新政”。在睢县唯一得到履行的是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在城内洛学书院建立了睢县高档小学堂，由冯奠华任学堂堂长兼教员。清朝统治者的“新政”在睢县只不过是“集地方款项，敷衍皮毛”。而客不雅观上却为新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供应了发展的土壤，睢县进步人士：齐真如、马变山、苗铁峰、袁方之等人先后接管了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成为辛亥革命的积极参加者。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睢县老区公民深受鼓舞。但是好景不长，1912年3月，孙中山将临时大总统让位给袁世凯，至此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完备损失，民国初年睢县涌现的一些好的政治局势被毁坏。马变三、苗铁峰等同盟会员为积极掩护革命成果，相应南方革命势力的倒袁运动，调集睢县以南有名人士，反对北洋军阀政府。马变三不幸被反动当局溺死狱中，苗铁峰也遭到北洋军阀的通令缉捕。
从1914年至1922年5月，赵倜任河南督军期间，扩充武力，搜刮民财。1920年，赵倜等大官僚为了大量捞钱，改捐税征银折包法为征收大洋，议定每丁银钱一两，改征大洋二元，加收火耗费二角，乘机打单。睢县劣绅平岗“南刘”刘孝秉见有利可图，开办了“原生德”钱局，接着“北马”伯党集马振川又开办了“元泰隆”钱局。在兑换大洋中，他们克扣群众大量钱财尽入私囊，群众忍气吞声。军阀穷兵黩武，频年混战，为筹军费，苛捐杂税频年巨增，财政混乱，致使睢县经济冷落，溃兵强盗时常乘机骚扰，民不聊生，暗无天日。
1926年3月，嫡系军阀的爪牙牛登仁进驻睢县。牛登仁，字寿山，乳名牛朋，原籍正阳人，清末随父亲来到睢县，在龙塘岗名为开设粮行，实则贩卖毒品，因而发了横财。牛登仁手中有了钱，就到吴佩孚部下李鸿翥那里，花几千元买了个空头营长。他回到睢县往后，勾结劣绅孟芳磷、状师罗殿卿、车马局长汤原巡，在农人的田赋丁银上附加枪炮捐一元，以扩大实力购买枪炮。从此，睢县公民除了包袱地方的行政费、公安费、培植费、教诲费、自卫费等弗成偻指算的捐税外，捐税也由原来折洋2.2元增加到5元以上。更为甚者，田赋丁银提前预征，从1926年起，预征到1936年。公民包袱沉重，地方治安混乱。牛登仁部驻城是兵，下乡是匪，兵匪不分，睢县公民群众十室九空，穷苦交加，度日如年，就连中小地主也惶惶不可终日。睢县公民向何处去，“五卅惨案”像一声惊雷，睢县老区公民开始觉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