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都引起了芮兰馨的把稳。自小发展在铁路大院的她对铁路并不陌生，但祖辈父辈的铁路建筑经历却在无形中形塑了她的家庭与生活。少有男性身影的大院环境、外公的精神创伤、铁路区的混乱无序……这些都让她以为迷惑，如今关于铁路的叙事彷佛是不完全的。在当代性化身的背面，铁路究竟还埋藏了多少与“进步”背道而驰的真实故事？
外公离世后，她开始重走成昆铁路老线，并去到全国多地寻访当年曾参与建筑成昆铁路的工人。三年韶光里，她前后拜访过60多位老工人，拍下了宝贵的影像影象留存。这个过程中，被尘封的成昆铁路建造影象也被垂垂打开。
本文出悛改京报·书评周刊11月24日专题《火车进站》的B06-B07。
B01「主题」火车进站
B02「主题」图书棱镜中的铁路
B03「主题」专访李思逸 为什么铁路常被视作当代化标准？
B04-B05「文学」芮兰馨：打开尘封的成昆铁路建造影象
B06-B07「文学」芙洛格·法罗赫扎德 裂隙中的最高火焰
B08「历史」专访马啸 回随处所政治经济语境中理解铁路
成昆铁路只是六年韶光的一个交汇处。在这个交汇前后，卷入个中的人会面对各自的困境与转机、迎上时期的变动。而关于成昆铁路的集体措辞又是那么的密欠亨风——“成昆铁路修不好，毛主席骑毛驴都要来”“哪怕把其他铁路的铁轨拆了，都要修成昆铁路”……这些措辞不但影响着后来者的印象，乃至统摄着参与个中的人的影象。他们每个人能运用的措辞都非常有限，只能讲述博物馆里的措辞、纪念馆里的措辞，但唯独没有自己的措辞。
但六年一瞬，那些无法言说的才真真切切延续在一个又一个人的生命长河中。有些人永久留在了那个时空，有些人幸免于难走上了不同人生，有些人曾历经风云却晚景悲惨，而有些人终其生平只想守着废墟不愿往前张望。
当这批工人不再提起成昆铁路时，关于成昆铁路的影象才会真正浮现。
以下是芮兰馨的讲述——
成昆铁路口述受访者。他们在看着镜头后的我，也在看着屏幕前的你，这是他们的故事，那些被遗忘又等待复活的故事。封面背景素材及文中图片均由受访者供应。
采写 | 新京报 申璐
口述 | 芮兰馨
芮兰馨，1990 年出生于湖南，四川大学艺术学理论博士，现为独立研究者、写作者，紧张关注创伤历史与影象研究。
文明的另一壁
我小时候生活于湖南衡阳的一个铁路大院，家人也大都在铁路系统事情。对我来说，铁路从来不但是一个交通选择，它便是我的日常生活。上小学时，我险些每天都要走铁路线去上学，听着火车的鸣笛声入睡，大院的孩子也都从小就熟习怎么躲火车。印象中，大院里险些没有什么男性角色，他们常年四散在全国各地的工地上，小时候每年暑假，我都会和母亲坐火车去父亲所在的工地探亲，坐火车也是常事。那些迢遥的假期，我在辽宁、河北、陕西的村落庄短暂住过。
“铁路”在我儿时的影象中还意味着一个“单位”。在改制前，我们去工地探亲可以享受硬座免票，就连小学班主任在春运期间买不到车票，可能都会拜托我们去和家里人说。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国家开始履行国企改制。当时的我并不知道“改制”意味着什么，但依稀记得大人们说我们不再是“铁路单位”了，坐火车也要买票了。我还记得那天算夜院门口新挂了一块非常大的铝合金牌子，上面写着“中铁五局机器化公司”。我盯着牌子看了良久，不是特殊明白“公司”的意思，但我心里隐约知道，我们终于不是“铁路上”的了。
人们会说铁路是文明与进步的化身，但小时候的我却不太接管“铁路上的”身份。这种“铁路上的”和“地方上的”区分是从什么时候形成的？
在铁路小学毕业后，考到了市区的初中，月朔就开始住校。当时宿舍有8个人，她们在先容自己时，会说“我的父母是做生意的”“我的父母是政府的”……而当她们问我的时候，我会说我们家是铁路的，她们就会用一种好奇的目光看着你，这和她们的生活体验很远。同学们还见告我：你说的是铁路普通话。
这不仅仅是外在的身份标识。中学时我总以为，“地方上的”小孩都很精明，用现在的话说很“个人主义”，他们彷佛非常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比如“地方上的”女孩儿们会在周末时逛街，自己去挑衣服。但这些对我而言都没经历过，我没有大院之外的履历。
现在回忆，这可能也是由于“铁路上的”生活本就没有什么机会做选择。首先铁路家属区的安置，更像是铁路工人的大后方。至于它详细设点在哪里，在哪度过晚年，这些都不是能够自己选择的。此外，我们的生活和“地方上的”生活空间也是脱节的。我印象很深的是，每个星期天早上，大院门口都会有一辆大巴车准点等在那里，把我们载到“地方上”的百货阛阓附近，让大家集中去买东西。大概到11点半旁边，这辆车会再次停在阛阓门口，然后我们集体乘坐这辆车回来。我们只用被动等待运送，这个过程你完备不须要也没有空间想其他选项。
除生活天下的区隔外，铁路也并不总是通往秩序化当代性的道路。一墙之隔的大院外，铁路区常常是混乱无序的代名词。小时候，大人们常恐吓说“离铁路远一些”，常听大人们提及谁又在铁路阁下被抢劫了。
普雄火车站旁已废弃的铁路职工家属楼。
这些影象过了很多年还一贯萦绕着我。随着阅历逐渐丰富，我开始加倍疑惑，如今关于铁路的叙事彷佛是不完全的。在当代性化身的背面，铁路究竟还埋藏了多少与进步背道而驰的真实故事？但真正匆匆使我寻访成昆铁路工人的契机，来自我的外公。
自打我有影象以来，外公就像是家中的一个异类。他身体一贯都不好，也不爱出门，白日里偶尔看看书，别的时候他总是一贯对着窗户发呆，或干脆坐在床边自言自语。比较之下，外婆的生活状态则开放得多，她喜好旅游，乐意欢迎日常中发生的很多变革。由于常年如此，家里大多数人对外公的状态都已经习以为常，并不以为这是一种创伤或患病，而更多是埋怨他为什么不愿意随着时期往前看。但不知为什么，我彷佛能够觉得到他的那种孤独。
外公的措辞总是反反复复，多数是一些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事。倾听会创造，那些缠绕的措辞并非凌乱无章，它们都与一条铁路有关。外公出生在四川三台县，他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铁路工人之一。自26岁开始修铁路，他参与建筑的第一条便是成昆铁路，那个长期被外界认为不可能修成的“奇迹”。后来，他又先后在湖南、贵州修铁路，退休前的末了一个项目是参与建筑新汉口火车站，于是他和外婆一起终极定居在火车站边分配的铁路家属区里。
然而在外公的自言自语中，并不是空隙时信口提及的当年勋章。对他而言，韶光彷佛不是线性的，他像一贯被困在某个时空里，没有出来过。据家人说，他年轻时身体实在非常好，但晚年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常常须要送急救。他时常把“我这颗心脏……”挂在嘴边，那种精神层面的痛楚落在身体上，彷佛就表现为“心脏不适”。2019年新冠疫情之前，我依稀觉得到外公像是快要离开这个天下了，于是我反复去了几趟武汉，开始记录他的口述，也由此回到困住外公一辈子的“成昆铁路六年”。
终极，外公去世于心脏病。他去世后，我开始到处寻访那些曾经和他一样，建筑过成昆铁路的工人。
与建筑成昆铁路有关的影象
成昆铁路建筑于“三线培植”期间。这条铁路连接成都与昆明，其间穿过了横断山区、地震带和大凉山。虽然这条铁路紧张建筑于1964年到1970年，但全体工程构想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萌发过，但因施工难度大、技能欠缺与物资匮乏等困难迟迟无法开工。
1958年，中苏关系涌现缝隙，苏联开始在中国的东北、西北与华北等地集结军队。同期中印边疆对峙局势也在持续恶化，以“分散、靠山、暗藏”为培植方针的三线工程便提上了日程。个中成昆铁路不仅做事于三线培植，还背负了另一层的武备意义，试图以此盘活沿线储量丰富的矿产资源。
越西县乃托镇铁马大桥，全桥长 882 米，是成昆线上的第三长桥。芮兰馨的外公曾在此参与建筑数年韶光。
我探访过的不少老工人都曾提到“为国家抢韶光”的状态。一位工人曾跟我提及，建筑期间一三五晚上工地组织集体学习，他们被反复奉告“边疆冲突一触即发，每天都会有中国士兵捐躯，我们只要快一点，就能拯救一个人的生命”。为了赶韶光，这条铁路当年是两边一起同时往中间修，个中昆明到西昌是我们比较熟习的铁道兵建筑的，而从成都到西昌这一段实在是原西南铁路局组织的17万工人建筑的，而我紧张调研的也是这一段。
直到1964年前后，工程正式开工。我的外公便是这17万工人中的一员。但在那之前，外公并不是修铁路的。
起初，外公在四川绵阳邮电学校当老师，外婆在邮电局事情。但到了1960年后的三年困难期间，中心溘然下发一个政策，哀求所有持屯子户籍者下放回家。我外公便是屯子户籍，然而他们回了屯子之后是没有饭吃的。于是几年后当村落里关照“三线工程”招工时，像外公这种状况的人是没什么犹豫地只能报名。当年外公25岁，实在已经算超龄了，但是他又非常想去，末了通过很多努力才拿到了这个名额。
溘然去修铁路是什么觉得？我记得外公反复形容说，刚上铁路时觉得不是人过的生活。他形容那种“苦”的措辞很具象，当时火车一列一列将工人拉进山里，第二天就开始上工。而在那之前，他们虽然知道自己要去修铁路，但详细去哪里修？怎么修？没有人知道。
到工地后，他们会被分配给此前曾建筑过宝成铁路、成渝铁路的老工人带。但实际上这些事情紧张是体力劳动——挖坑道、打地基、凿山石，肩挑背扛，和普通的工地苦力没有什么差异。其余谈到修铁路，可能我们会自然遐想到“铁轨”。但在他们的口述中，很少提到这两个字，铺轨只是漫长工程后的末了一步。由于沿线途经山区，这条铁路的建筑须要密集地打隧道、架桥梁。
不少工人提及他们当年最害怕的是“进洞子”，也便是打隧道。他们会先用锤头在山体上凿十几个洞，然后里面放上炸药一起引爆，爆破之后再用风钻机连续推进。由于云贵高原多喀斯特地貌，不少岩穴的山体构造并不稳定，有时打着打着洞可能就塌了。遇上含水量高的山体，炸药炸出的泥浆奔涌最高能达到200多米，工人会被直接吞没。
位于六盘水的梅花山隧道遗迹。
即便能在开山凿洞中幸免，风钻推进对身体的花费也很大。遇上含水量少的山体，打出来的粉尘会被工人吸入体内。除此之外，还有人曾在建筑时被砸聋了耳朵、爆破时炸瞎了眼睛，退休后他们带着这些伤病回到家中，直到离世。
每个工地依照点位大小由数量不等的工人组成。铁路机构内部的管理整体上有些类似于“军营”建制。铁路局之下设有多个处，这些处就分布在铁路沿线，七处乃托、九处喜德、四处越西……依次排开，我时常问起采访的老工人说：“那个爷爷也是七处的，你不认识他吗？”他们就笑说，每个处有上千人。处下面还有队，队下面还有组。这听上去是不是很像“军队”？
在当时这批工人中，读完过小学的人都不多，外公读过中学，于是被征召到成昆线后，外公没有做过太久体力活，就进入后勤做了管理职员。但也正好是由于这样的背景，加上他执拗的脾气，让他在那段动荡的非常岁月中留下终生的创伤。
被“成昆铁路”改变的轨迹
成昆铁路的建筑和七十年前动荡岁月的韶光线险些重合。1964年这批工人才上工地不久，动荡的苗头就已经出来了。后来周总理下达了文件，“为保三线培植，工地上一律停滞斗争”，于是工地的动荡才逐渐平息。据多位铁路工人回顾，成昆建筑时沿线的情势非常严重，在成昆线上发生的第一场“大战”中，乃至改装了两架D80铲运机，他们让技能员把中央掏空，在里面架起冲锋枪。他们在一天清晨开着改装的“坦克”，带着一些枪支，和上千人围攻了山下的另一个工地，去世伤很多。
远在西南边陲的铁路沿线为何会成为动荡岁月的激烈沙场？这取决于沿线地方政府是否成立所谓的武装组织，即便工人的建筑多是在州里进行，但从属机关仍旧被吸纳在县城，这意味着他们和表面的天下并不是完备隔绝的。当时的成昆沿线成立了大大小小的这样的组织，据一位铁路工人回顾，个中有个地方的组织叫“凉山奴隶造反兵团”，这个“兵团”很奇怪，成员全部由汉人组成，真正的当地彝族人反而没有参与个中。
至于程度为什么会如此激烈？一是由于凉山这个空间险些是闭合的，工人们既不能跑回老家，也由于措辞问题而无法躲入彝族聚居区；二是这些机器是现成的。一个铁路工人回顾说：“我们这最不缺的便是炸药。”由于要炸山。他们当时低廉甜头了各种土炮炸弹。加之成都及周边当时搜集了诸多大型的兵工厂，绵阳德阳一带更多，造反派能够就近置换武器装备。此外，铁路线不同于学校村落镇，铁路沿线的争斗可能会演化成两个拥有上千人的“处”之间的激烈对战。而他们的战斗也只因此学习的“精确”话语保卫自身，这就衍生出了一场关于精确性的争夺。
前段韶光，我在川东三峡地区见到了一位当年成昆建筑期间有名的头头，他回顾起凉山的那段经历时以为自己“没有错”。“是，那段韶光我们很颠狂，但我不以为我有错，就算有错，首先错的也不是我们这样的人，而是那个时期。如果不是那个时期，我们没有办法做那样的事。”他这样的头头在70年代也陆续遭到了清算斗争。
对付更多工人而言，他们的影象则是“跑”。成昆线上工人亡命的路线大致附近，首先都须要想尽办法逃到离成都不远的甘洛，然后抵达成都，再从成都散开回到各自的老家。由于运煤需求，甘洛到成都一线早期就被修通了，于是有些人扒火车，有些人乃至徒步跑去甘洛。外公也爬上了当时一辆运煤车的车顶。他反复跟我说，在持续了很多天的恐怖和饥饿之后，鼻子嘴巴塞满了煤渣、在车顶暴晒的那种身体感想熏染。我小时候就把稳到外公的耳朵有一只是聋的，头上还有一道很深的疤痕，那时我还不太能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后来知道都是当年的斗争中被打的。
但也有例外。有位铁路工人所在的军队在沙木拉达，他说当时每天都能听到一山之隔的那边队里开批斗大会的声音，但他们这个一百多人的小军队还是在建筑。只管沙木拉达可能是成昆线上去世伤最严重的地区，但内部的差异性也很大，隔了一座山的他们就幸免了。“人的命运是不能被自己知道的。”那位工人跟我感慨说，如果自己被分在其余一个队里，可能就去世了。去世亡在那里有些像是掷骰子一样的结果，纵然没有去世于建筑，也可能在混乱中丧生。
沙马拉达隧道上还能瞥见上世纪留下的斑驳标语。隧道全长 6379 米，是当时全国最长的隧道，位于老成昆铁路的最高点，海拔近 3000 米。
当成昆铁路不被提起时，
关于它的影象才真正浮现
在寻访到十几位老人后，我开始以为有些怠倦，也逐渐疑惑仅把这些措辞当作档案的影象储存的方法。与此同时，档案的真实性也变成困惑我的问题。我们都知道，人的影象是经由加工的，这些老人在有家人在场时跟我讲述的，和他们单独面对小型群体表达的内容可能并不完备一样，我意识到不能纯挚迷恋口述笔墨的威信性和确定性，口述不一定就意味着事实本身。更何况如果仅仅追求历史的准确性，那么那些历史中的人的代价就只是作为真实历史的“素材”吗？他们，依然是没有面孔的。
我想做的不止是通过他们的影象，补全关于成昆铁路的历史；而是想看看短短几年的成昆铁路建筑到底在这十几万工人的生平中产生了若何的影响，这些影响又形成了若何的代际关系，延续至今。大概他们不该是成昆铁路的一部分，成昆铁路才是他们各自人生的一部分。
随着口述所搜集出的重重线索，我被这些措辞带到了许多和他们关联的空间，见到他们流动的过程，和终老的生活。我还是相信我须要见证和记录的并非一件件档案，他们的身体，他们的家人，他们的眼神，他们生活里的痕迹，在寻访中都很主要。前不久，我去三峡沿岸寻访一位还乡安置的工人。他有些像个“扫地僧”，当年在铁路上曾是远近有名的机器工，退休返乡后，他又回到招工之前他曾寄生的地皮上，又做起了农人。拜访他的那天，我和他来到农田，他聊起过去的事，同时手头在闇练地挖着红薯，我看着他手指的动作，想象几十年前他如何闇练地操作那些来自东欧、苏联、日本的精密机器。他又回到了60年前，铁路建筑的影象就像被封存在一个盒子里，他看上去又返回了，统统看似彷佛都没有变，但那一瞬间我又同时真切地觉得到，他变老了，被高速撕开的村落庄生活也早已不同。
退休后回到璧山屯子老家的铁路工人钟传元，家门口有几项正在施工的道路基建工程。
成昆铁路只是六年韶光的一个交汇处。在这个交汇前后，卷入个中的人会面对各自的困境与转机、迎上时期的变动。而关于成昆铁路的集体影象措辞密欠亨风，在口述寻访的过程中，我碰着许多官方文献里的措辞、纪念馆里的措辞，这些措辞不但统摄了历史叙事，同时也影响着参与个中的人的影象。
我感到各类笃定的措辞后面飘浮着一些“噪音”，它们不显影，也不能被措辞捕捉，但它会滋扰着说出那些措辞的声音，由于它们隐形，于是它们幸存了，而人们的措辞罹难了。于是我来到他们面前，想努力识别措辞下的噪音，半个世纪过去了，它们依然在影响着当下。那六年很长又很短，那些无法言说的却延续在人们的生命中。有些人永久停在了那个时空，有些人认为只是一场虚掷，有些人曾历经风云却晚景悲惨，而有些人在终老里守着废墟无法向前。这些，都是极度依赖措辞存在的口述所无法还原的。影象是一个动词，它们背后涌动的是集体影象与个人影象的不断纠缠，我希望捕捉措辞掉掉队，沉默或是其他尚不明确的部分。
我开始意识到，可能当他们不再提起成昆铁路时，成昆铁路的影象才会真正浮现。
铁路工人陈廷洲保存的“铁道部第二工程局青年社会主义培植积极分子合影”（1956年）。
我见过一位已经97岁的老工人，他把我带到他的书房，一开始像过去采访时“机器”地聊起关于建筑成昆铁路的过往，老人讲了几句，溘然延宕到新中国成立前，他在当小工时父亲如何被捅去世，母亲又如何不得不吃泥巴再醮，他说了没几句就像个孩子似的哭了。我当时惶恐于不知如何能够接住一位97岁老人的悲哀，我能做的只是谛听。于是后来我险些没有做任何问题上的勾引，他说什么我都安静听着。那日回程路上，他女儿开车送我，我问她是否听闻父亲提及过这些事情。女儿轻描淡写地说：“不晓得嘛，他常常在家里说，我们都
上一辈人的苦难叙事常常会被大略凝练成一句抱怨，但如果把它放回历史韶光的断裂处，它实在印证着当年的历史，而历史也在每一个亲历者的人生里重现，反复缠斗。
熊锡荣，1925年出生，四川富顺人，参与建筑过宝成铁路、成昆铁路等主要铁路线。现居贵阳。
错位人生
参建成昆铁路的深层影响，每每在这批工人退休后才开始逐步浮现。
贵州火车站前后有片当年铁路工人的安置区，叫朝阳洞。很多城市都有这样的铁路片区，比如现在同样破败的成都“铁北区”，如今朝阳洞已经破败，里面还住着一些老铁路工人和家属。我拜访过一位当时卖力处理朝阳洞这些铁路工人退休事宜的职工。她提及一位昔日曾在铁路单位管人事的干部，但他去世的时候，大概一周只能吃上一顿肉。老人离世前，这位职工把花圈钱折成300元现金，交到了老人手里，老人才断了气。
贵阳这批老工人当年都曾是“铁饭碗”的拥有者。为什么老后会涌现这样的情形？退休前后的生活落差，是一些身份认知尚且明确的这批“铁一代”陷入的困境。而到了我父亲这批“铁二代”，建筑的任务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型。“铁一代”每每经历的是铁道部自上而下分派任务，工人不用担心自己“没活儿干”或“没人为拿”的。进入了市场经济时期，须要通过和地方打交道去揽活，没揽到任务的结果便是职工没活干，没有人为发。91、92年单位处在最困难期间，快过年时有表面来单位的人开玩笑说，人家都晒喷鼻香肠腊肉，你们院子里都是晒萝卜干。后来影象里有一两年，父母曾经总在议论那份“下岗名单”，担心临到自己头上。那时有的职工和家属会坐火车去沿海地区进烟，倒回要地本地赚差价。也有滞留在工地没活干的工人没人为，就去给当地给农人收稻子赢利。在这个转型期，个人的“努力”变得格外主要。
废弃的成都铁路职工家属区，偶尔有阁下的居民来种菜。
和很多二代工人一样，我的父亲常年流动在全国各地“闭塞”的基建工地上，既没有与地方系统建立过联系，也没有一套关于地方的生存聪慧，因而难以融入城市系统的语境，和“表面”的人打交道也有方法和生理上的壅塞。在广州参与项目投标的几年，我明显能觉得到他的挫败。那种转变险些是肉眼可见的，小时候的影象里父亲是一个斗志昂扬的人，由于道路培植事情的流动性，他相较于同龄人而言，去过天南地北很多地方，曾积累了非常多的肉身履历。他喜好高谈阔论，常跟我提及山野中的奇闻故事，和不同民族的传统和生活。由于流动，他们的知识不是来自书本，而是从日常履历中成长出的。事情任务转变后，父亲可能不习气地方的那套规则，也学不会。从广州调回后没过几年，他得了肝癌。
青年期间的父亲（左一）在衡阳铁路大院。
代际隔膜成为困扰铁路家庭的另一个现实问题。铁路工人生平都在流动事情，与家庭普遍疏离，我拜访过的很多老工人常提起，建筑成昆铁路期间，他们大多两三年才回家一次，可那时他们的孩子已经终年夜了，于是常常会被孩子拦在门外，哭闹说有“陌生人”拍门。我记得父亲每年回来休假时，我也会感到“紧张”，以为陌生。
此外，为什么铁路安置片区会成为混乱失落序的代称？贵阳的那位铁路职工说“缘故原由很大略”，除了由于地处火车站这个环境繁芜的“码头”，由于知道自己的父亲有“铁饭碗”，乃至当年还因背靠单位有着一些特权福利，他们有些在读书时就以为比地方上的小孩“高人一等”，有“成本”打仗一些“规则之外”的危险事物。更主要的是，这些父亲常年离家，无法尽到勾引角色；但同时父亲的威信又在，它会无形中形成一种拉锯与反抗。不知如何安顿的生命叙事将不少像我外公一样的老工人，困在了韶光的隧道里。
我曾问起过很多当年的老工人当时劳动的累，他们常说“那时候年轻，不知道累，而且大家都一样”。他们发自内心地被这项“关乎国家命运”的培植韶光紧迫感推动，这种话语认同一直持续到老年，乃至已经有些错位了。几位当年的铁路工人会定期相约重走成昆铁路。谈天中，他们常常会很“计较”公共话语对这一工程的讲述，和他们身份的缺失落，“为什么记录片、报告文学、电视节目都说是铁道兵建筑了三线培植的铁路”，他们不在铁道兵的体例系统里，但完成了成昆线一半的工程量。
他们以为自己缺失落了这样一种身份阐述，乃至到现在都铭心镂骨。当他们老去后，这种意义感反而须要自我授予。原来可能是晚年归属地的家庭，也由于多年离家缺失落情绪联结。乃至有的铁路工人退休回家后，由于在工地上常年养成的各类习气不被家人待见，自己也无法适应家庭生活，又回到了工地。
我之前去到过贵州深山中的一个“三线培植”工厂废墟。在那里，我碰着两位重庆增援三线来黔的工人，他们是一对夫妻，两个人就这么守着那一大片废墟。我问他们为什么没有搬走，两个老人说：“表面的天下已经不是我们认同的那个了，我们去世都要去世在这里——曾经用双手搭建起的天下里。”
“新天使”的回望
在寻访成昆铁路工人之前，我读博士期间研究的是中国八九十年代的废墟影像。它无形中供应给我重新核阅以铁路为代表的这些当代化意象的视角。
铁路作为当代性最范例的象征，它一度代表着进步与文明。当年成昆铁路带着这样一种速率深入要地本地腹地后，关于它对沿线的叙事话语是，“由于成昆铁路，大凉山至少进步了五十年”。它的一壁象征着进度与速率，是物质性的化身；但1970年通车后，当地人对这条“巨蛇”也有恐怖，我听说当时有位彝族老人这样描述它：“躺着都这么长，站起来不知道有多高。”这条铁路的确将这片深山和国家资源和运输网络连接了起来，但也带来了“表面”的诱惑、冲突和暴力。90年代，我们也曾在报纸上阅读这条铁路开通后的盛况，多少彝族人乃至扒火车去成都，去看看表面的天下。但视野之外，火车进站后，当地的驱逐已经变相发生了。
除寻访当年的老铁路工人外，我也沿成昆老线寻访调研。我常常会在沿线的小站停下来去住一晚，但这些小型州里大多都越来越空了，很多地方连旅社都没有。留守的人会摆摆手说：“都去县城了。”铁路连接的还有一壁是，它也进一步把州里的人与资源都吸纳到了更大的城市。
前段韶光我去探寻了一个废弃的医院，是六十年代铁路局为当时因修铁路罹病的工人临终调理建筑的。荒废过后，如今茂盛的只有植物，它们在漫长的韶光里早已悄无声息填满了废墟的间隙。我站在空荡荡的病房里，产生了那些困难呼吸声还在空气中某处挣扎的错觉。
建筑于上世纪60年代的成都矽肺病调理医院，现已完备废弃。
这些景不雅观都让我不由得想到本雅明的“新天使”。1921年，本雅明曾在一个画展上看到克利的一幅水彩画《新天使》（Angelus Novus）。他当时花了一千马克买下了它，哪怕日后踏上流亡之路也带在身边。在他晚年写下的随笔《论历史观点》中，他将画中的形象比作历史的天使。而这个“新天使”正是面向过去的未来青鸟使，它集善与恶于一体，正在灾害的废墟中掀起风暴。
当代性的大风把我们往前推，而“新天使”转头望，望向的是一片废墟。
但或许，“历史只有在不经意时的向后一瞥中，才会产生（进步的）意义”。
尾声
我是不是又到晚了
前些天，我和一个朋友聊起，大概再过十年旁边，关于成昆铁路和在那发生的混乱历史的叙事险些就要彻底消逝了。我们这里说的“彻底消逝”并不是说这段过去在档案中被抹去，而是关于它的社会影象的代际传承，靠人延续的影象终止了。这两年，我停息了手边其他事情，集中韶光和精力做这件事。奢望能比去世亡再快一步。
我曾寻访过一位当年成昆铁路上卖力写隧道标语的工人。见面时，他瘫倒在躺椅上，脑梗损伤了他的措辞神经。好在他的妻子还可以讲话。我们坐在他的躺椅边，我只能通过问她的妻子，请她补充讲述，然后再向他求证，他可以点头或者摇头。后来聊到一些事情时，老人彷佛被带回了过去那个时候，全体人的脸涨得通红，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妻子说，他全都记得，他也知道他想说什么，但他便是说不出来。
这正是做这批人的口述史最困难的地方。但我现在看来，他们的失落语，以及渴望影象却失落败的状态，是比‘措辞再现影象’更主要的部分。大概先接管措辞必将失落败的部分，才有可能听到历史。今年上半年，我还去到广东韶关的一个铁路工人安置基地。当我到那里时，小区正在做葬礼。后来我又在那里勾留了几日，创造当年的老工人中，好几位都患有阿尔茨海默症，影象只剩碎片。他们的家里人说：“你要再早来三四个月，他还记得得很，常常都在念。你看他现在，什么都说不出来了。”不但是在这里，每去到一个城市的安置片区，我都会或多或少听人提及，“你要早来几个月，那个人还活着。”我会一贯被这种非常现实的倒计时敲打，以为自己是不是又到晚了。
我去年加入了一个铁路工人的微信群。群里每一天都有人在互道早安，雷打不动。几个月前，一位我寻访过的工人病逝，家属在群里发讣告，表达祝愿：
“我希望你们活得比他长，比他好。”
撰文/申璐
编辑/刘亚光，李阳
校正/薛京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