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得从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这两个名词提及。“开除党籍”是对党员给予纪律处罚的办法，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罚条例》第八条，对党员的纪律处罚种类包括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五类，个中开除党籍是最重的处罚形式，意味着党员身份的闭幕；“开除公职”则是对公职职员的处罚办法，依据《中华公民共和国监察法》第四十五条，对违法的公职职员依照法定程序作出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罢免、开除等政务处罚决定，个中“开除”是最严重的政务处罚，意味着丢了“饭碗”、公职职员的身份被闭幕。
翻看中心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审查调查 — 中管干部 —党纪政务处罚”栏目中公布的可以创造，大多数被公布受处罚的中管干部都属于“第四种形态”，即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并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审查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对他们来说，“双开”还不是终极结果，等待他们的还有法律的重办。从党的十八大以来公布的审判结果看，被起诉的“老虎”们终极都会因职务犯罪而获刑，严重的如白恩培等人乃至会被处以终生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7月11日公布的这两则中，陈刚即属于被“双开”的环境，通报中称，“经中心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心批准，决定给予陈刚开除党籍处罚；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罚；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审查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随案移送。”
而对赵景文处罚通报的表述则是“经中心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心批准，决定给予赵景文开除党籍处罚；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报酬；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审查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随案移送。”也便是说，赵景文和陈刚都被移送法律机关处理了。但搜索赵景文的简历可以创造，他出生于1954年，今年已经65岁了。作为中管国有骨干企业领导班子成员，他享受中管正局级干部报酬，一样平常退休年事应为60岁。也便是说，他被查处时已经退休了，已经不再有公职身份，自然无法给予其“开除公职”处罚。因此，通报里的表述是“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报酬”，即将其退休后因原有公职身份所得到的报酬全部取消，本色上还是相称于被“双开”。
打开中心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可以创造今年以来公布的仅“开除党籍”的中管干部有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张茂才、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邢云、河南省政协原副主席靳绥东、北京市政协原副主席李士祥、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吴浈，上述5人被查处时均已退休，在被给予开除党籍处罚的同时，均“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报酬”，同时“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讨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务随案移送”。
截至目前，2019年以来中心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一共公布了对13名中管干部的党纪政务处罚通报，个中6人是退休后被查处的，占了将近一半，这充分解释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氛围之下，退休不代表“安全着陆”，只要涉及严重违纪违法、职务犯罪，都会被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再仔细不雅观察，会创造还有另一种“单开”的环境，即党纪处罚是“开除党籍”，但政务处罚却并非是“开除公职”，而是程度较轻的政务罢免等处罚。例如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李建华和河南省人大原副主任王铁均因严重违纪违法受到开除党籍、政务罢免处罚，降为副处级非领导职务，办理退休手续。也便是说，只管不再是党员身份，这些干部依然还保留了公职及一定的行政级别，退休后能够享受相应的报酬。更主要的是，从通报可知，他们的严重违纪违法行为尚未构成职务犯罪，不须要移送法律机关，普通地说便是“免于监牢之灾”。
从通报看，上述两人受处罚相对较轻是有因可循的：李建华能够如实交代本人违纪违法问题且大部分问题组织之前不节制，主动全额上交违纪违法所得，认错悔错态度诚恳，可予从轻处理；王铁自动投案，主动交代违纪违法问题，主动全额上交违纪违法所得，诚挚认错悔错，可予从轻、减轻处理。
当然，最主要的还是两人的违纪违法行为尚未构成职务犯罪。在王铁之前投案自首的河北省政协原副主席艾文礼，受到的便是“开除党籍处罚，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报酬”，同时“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审查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并提出减轻惩罚的建议，所涉财物随案移送”，可见认错悔错只能是从轻、减轻处理的条件之一，但并非无原则的宽恕，一旦触及刑律还是要受到法律重办，充分表示了“宽严相济”的原则。
从艾文礼、王铁投案自首，到今年的云南省委原布告秦光荣、中华全国供销互助总社理事会主任刘士余主动投案，一年来主动投案的“问题干部”数量呈明显上升趋势，这是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监察系统编制改革管理效能逐步显现所致；同时也表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氛围越来越浓、形成强大震慑浸染，匆匆使越来越多的“问题干部”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争取得到宽大处理。
(来源:公民日报客户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