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物立足，以史料为盾，
虎视牂牁，鹰瞵万峰，解读历史。
民国期间，贵州有过两次比较大的地方行政组织变动。第一次是民国二年（1913），采纳“省道县”三级制，全省设黔中、黔东、黔西三道，对各县进行管理。第二次是民国二十四年（1935），把省与县之间的“道”，换成了时髦的“行政督察区”，主座简称“专员”。全省划分为多少行政督察区，第一次划定了十一个。时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驻兴仁县，辖兴仁、兴义、安龙、盘县、贞丰、安南、普定、册亨。此后督察区数量和驻地时有变动，与各县的从属关系也有微调，如1937年后，从属第二区的关岭县划归第三区统领，但贞丰县始终属第三区不变。故在花江铁索桥摩崖石刻中，留下了两方关于第三区的，一块位于桥南侧的贞丰方向，一块位于桥北侧的关岭方向。
贞丰方向的石刻题于1942年，横刻篆体“花江桥”三字，旁有竖向行书题跋，题名：“贵州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赣南刘时范题”。第三区首任专员是出自黔军系统的盘县人王庆芳，其继任者便是刘时范。据1938年3月贵州省政府训令：“奉行政院令，知派刘时范为本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区保安司令”。刘时范在黔西南地界主政五年，是一位比较主要的军政人物，不过平生信息较少，这块石刻只管局部笔墨残损，但还是填补了一些历史信息。
“花江桥”石刻拓片 刘时范题
题跋开篇即云：“花江桥创建于光绪庚子，适为余出身之岁”，这个信息显示刘时范生于1900年，这也是首次通过实物记载，知道其出生年份。又云：“民国戊寅余督政，间斯桥就圯，倡议重修”。铭“惨淡经营，以壬午初成”，“时抗战方殷，军旅络绎，赖以无阻。是斯桥之复兴，实大有助于抗战，不仅行旅称便也。”这样看了，花江铁索桥至少在1938年就已损毁不能通畅，直到1942年修复完成。规复通畅后，值抗战“方殷”正盛之时，花江铁索桥自然成了贵州抗战的主要通道之一。据国民政府行政院公报，同年四月，刘时范因“督导县政，成绩卓著”，被授“予特令奖励”。1943年初，刘时范与第一区行政督察专员徐实圃职务对调，赴镇远履职，徐实圃则赴兴仁接任第三区。
关岭方向的石碑，名称为“重修花江桥碑序”，镌刻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题名：“贵州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徐实圃撰”，正是与刘时范职务对调的徐专员所立，其上记录关于第三区的信息量更大。序文开头便说：“花江铁索桥为清季（清末）蒋军门所创建，历任关（岭）贞（丰）县长”均重视维修。这次重修花江桥的缘故原由，是“河面广阔，铁锁年限过久，载重量有限，故本年夏季，羊群百余头经由时，铁锁全部断裂，桥上人畜悉数没顶，是为一大惨剧，从此交通中断”。“凡八阅月”，即经历了八个月，徐实圃“奉命主持修复”，更蒙“贵州省主席杨（森）、培植厅长谢（耿民）、财政厅长杨（公达）拨款一百五十万元”，此外，”关（岭）贞（丰）两县府，各包袱一百二十六万二千元，作复修经费”。碑文中提到几百万元，实在不多，当时法币已经开始贬值，按市场价，一百法币大约只能买两三个鸡蛋。
“重修花江桥碑序”石碑 徐实圃撰
其余，这块石碑还记录了当时两县的一些宦海名流，如贞丰县的“县长尹斌、参议会议长胡仁、县党部布告长郑臻华”。尹斌是贵阳人，被贵州大学原校长周恭寿保举担当贞丰县长。胡仁是贞丰本地人，字寿良，曾任绥阳县长，任内还主持编写《绥阳县志》。郑臻华曾任独山县长，中华公民共和国成立后，与余启佑在盘江地区发动武装叛乱，担当“滇桂黔边区司令主座公署”副司令。又如关岭县的“县长候励镇、参议会议长余梅荪、县党部布告长聂吉麟”等人。候励镇是广西人，立碑这一年是关岭县长，次年就过江调任贞丰县长。余梅荪曾任关岭历史上第一所中学的校长。聂吉麟则是关岭县永宁大户。这些石碑上镌刻的人名，可以与志书进行比对，进行勘误，史料代价还是较大。此外，碑文中还记载，“两县士绅”分别在“贞丰牛场”和“关岭法郎”召开了修桥联席会议，协商共同修桥事宜。
值得把稳的是，两方石刻题名均显示，当时的行政督察专员还要兼任保安司令。这是由于国民政府最初在江西实行这个制度时，除行政督察职能外，“围剿”红军是专员们“更主要的任务”，故要给予专员们更多的“权力”，类似清晚期军政合一的“清军府”。国民政府颁布的这个行政督察组织制度，一贯延续到中华公民共和国成立，才算彻底垮台。其余便是刘时范和徐实圃，两位专员不仅由于职务对调，各在花江铁索桥留下一方摩崖石刻，而且居然还都是江西赣州老乡。更巧合的是，1948年这两位老乡均调到国民政府总部当秘书。不过结局有些不同，1949年解放前夕，徐实圃逃往台湾，而刘时范则在贵阳被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