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方碑》 拓片此碑刻于东汉灵帝建宁元年， 现藏于山东泰安岱庙内
关于隶书的起源，最早见许慎《说文》及班固《汉书》。许氏言：“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吏卒，兴戍役。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班固《汉书》：“是时，始建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除此之外，卫恒《四体书势》也执隶书源于秦说：“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汉因行之，独符印玺幡信题署用篆。隶书者，篆之捷也。”
上文所见“初有隶书”“始建隶书”“秦既用篆与隶书者，篆之捷也”都可看到其不雅观点为隶书源于秦始皇时。随着晚世出土的秦世笔墨资料，如《青川木牍》《云梦睡虎地秦简》《天水放马滩秦简》等都已经或多或少地具备了隶书的书写风格，在这些秦简墨迹中，最早的是公元前309年的《青川木牍》。此墨迹比秦始皇立国时早80余年，是隶变前期的主要墨迹资料。但是秦隶的演化与发展是缓慢的，非一挥而就，犹如《青川木牍》早《云梦睡虎地秦简》六七十年，又早《天水放马滩秦简》四五十年，这几十年的韶光中秦隶在缓慢演化，并且具备较为明显的传承性，这种传承性不会被人为消解，是书体自然演化的书写趋势。那么《青川木牍》的隶意从何而来呢？该当也是有内在的继续性。
从秦系笔墨资料整理创造，秦文在春秋期间很好地继续了殷周或年夜篆书风，但是也有自己的特色形成，某些简率的篆文趋急省简露出隶书笔意的端倪。这种简率的秦文风格最初表示在兵器铭文题识中，其余在秦国征伐过程中，每盘踞一处，即在此通畅与推广自己的法律、文化制度，笔墨风格自然就冲击此区域笔墨，这种秦系简率的俗体书写风格越来越强，运用也越来越广，这大概便是隶变的早期阶段，也是隶书的起源上限。那么早期的秦系俗体篆文简率书风是无意为之还是故意改造的发展呢？可以通过笔墨资料进行书写风格剖析。
秦在春秋期间的笔墨带有简率之风的资料有《秦子戈》《秦子矛》《秦公鼎》《秦子元用戈》《元用戈》《石磬笔墨》等，这些笔墨涌现了简省征象，线条多直方折，有终结篆法的趋势。春秋期间的秦笔墨草率简省的征象可见，由春秋早期至晚期的石磬笔墨，字形的体势有横势趋势，线条增加了平直与方折，而且伸展的点画凸显，简率风格越来越明显。单从用笔及形体的角度看，有些隶书的身分，但不明显，由于没有形成成熟的草写风格，很难界定是无意书写还是故意为之，很难界定是刻意的改造。但战国中期时，大量的简率风格笔墨的涌现，战国中期的《秦宗邑瓦书》，其整体风格篆隶相间，大部分笔墨在笔法、构造及体势上都具备了隶书的风貌，是隶变过程中主要的节点，其时间明显早于墨迹古隶《青川木牍》。除此之外，战国时还有大量的铸刻铭文也具备这些隶意特点，大多数是兵器笔墨，多篆隶间杂，线条平直简省，写法草率，多有隶变的痕迹。
通过对《秦封宗邑刻石》《秦骃玉版》等笔墨的不雅观察可以看出，隶意越来越浓，易圆为方，变曲为直，线条方折外拓，许多写法及处理与秦简完备吻合，具备了早期隶书的基本特色。《秦骃玉版》产生于秦惠文王期间（前337—前311），赵安然在《隶变研究》中认为:“在惠文王期间，秦国笔墨中已经涌现了比较明显的隶变方向，这种趋势到了战国晚期的昭襄王、秦王政期间愈演愈烈，成为一种普遍征象。”按照这种说法，战国期间秦系笔墨某些简率写法可看作古隶，隶书的产生时期在战国中期，综合上述的笔墨资料看，这些不雅观点非常准确。
如果说战国中期是隶书发展的雏形或初期形态，那么秦代隶书真正形成期便是战国中晚期的《秦骃玉版》及《青川木牍》，而接下来的《云梦睡虎地秦简》《里耶秦简》等是秦隶的成熟阶段，这些书写风格的演化正是秦文早期隶变的线索，有非常明显的承接关系。以是，隶书起于秦笔墨，它是一种从春秋简率铭文与战国早期简率铭文缓慢发展起来的笔墨形态，战国中期时隶书初步形成，而《青川木牍》等秦简笔墨在韶光上要晚于其后良久。
作者袁文甲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书法博士，安嫱系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