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历史，又都是关于人的历史。在大屠杀中逃往瑞士日内瓦的钟表匠，究竟造诣了这座钟表城；在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中差点命丧断头台的“国王的制表师”，始终在思考如何对抗地心引力；一个国破家亡流落异域，卖表只为求一口饭的波兰士兵，末了创立了“表王”；一个花了100年蜕变为制表之都却在轰炸中灰飞烟灭的荒凉的采矿小镇，在45年后实现浴火重生……
在真实的战役之外，制表业内部的博弈也从未停滞。不同品牌、不同国家的制表师各显其才。当人们不想再依赖高高的钟楼，于是便有了更小的摆钟；当水手不想在大海中迷航，于是便有了航海钟；当翱翔员腾不脱手取出怀表，那就想办法把表戴在手上；当潜水员差点去世于氧气耗尽，那就做一块可以计时的潜水表……
那么，从上古到 17 世纪期间，钟表又经历了若何的发展历史呢？本文选自《韶光的战役：五百年钟表博弈史》，较原文有删节修正。文中所用插图除题图外均来自该书。已得到出版社授权刊发。
《韶光的战役：五百年钟表博弈史》，范主 著，中信出版集团2023年2月版。
古代时钟曾是庞然大物
在科学技能领域，“由大变小”每每代表着技能进步。比如本日的智好手机不过巴掌大，但最早的电脑埃尼阿克却是个占地167平方米的巨物，足以填满一个四居室。
钟表也是如此。本日天下上最小的腕表机芯截面面积只有0.672平方厘米，而成年人指甲盖的面积一样平常是1平方厘米，前者是真正的“比指甲盖还小”。
然而在古代，计时工具每每是庞然大物。如果你参不雅观过故宫，一定还记得太和殿前的日晷。这座日晷光是晷台就高达2.7米，想要摸到钉着晷针的石盘，估计得被姚明扛在肩上。古埃及人就更豪横了，听说高20多米、重达上百吨的方尖碑也是早期的日晷，以碑为针、以地为表盘，凸显的便是大气。
北京故宫太和殿前的日晷。
不过日晷只能在白天有太阳的时候计时，到晚上或者碰上阴雨天就彻底变成摆设了。为理解决这个问题，古人又发明了水钟。水钟最早是靠丈量容器里的水流了多少来表现韶光的，我国早在西周期间就有专门管理水钟的官员，后来又涌现了水力推动机器计时的形式。
著名的圆明园十二生肖兽首，实在便是一个巨大水力钟的组成部分，乃是乾隆爷命法国传教士蒋友仁监督建筑的。每颗兽都城代表一个时辰，比如，到了子时鼠首就会喷水，到了亥时就换成猪首喷水，而中午十二时则所有兽首一起喷水。全体水力钟既伟大又奥妙，只可惜圆明园后来惨遭英法联军火烧劫掠，十二兽首也流落外洋，本日我们只能想象这一景象了。
而中国古代水钟的顶峰之作涌如今北宋。宋哲宗元祐三年（1088），“图纬、律吕、星官、算法、山经、本草，无所不通”的天文学家苏颂组织韩公廉、周日严等科学家，开始动工制造水运仪象台。它一共三层，顶层是不雅观测天体的浑仪，中间是演示天体运行的浑象，下层则是自动报时装置。这台仪器高约12米，相称于三四层楼的高度，宽7米，枢轮的直径就达到1丈1尺，相称于本日的3.6米。到了元世祖忽必烈期间，中国人还在不断制造水钟，如郭守敬就曾在1262年制造过一台通高一丈七尺（大约5.6米）的“宝山漏”献予天子。
水运仪象台（据《新仪象法要》按1∶5比例复制）。
李约瑟说中国把水钟发展到至高无上的地步，但同时期的欧洲人却点选了另一条科技树。“宝山漏”出身后21年，即文天祥就义的1283年，英格兰贝特福德郡的邓斯特布尔修道院，涌现了以砝码带动的体积巨大的机器钟，也被称作“塔钟”。一贯到14世纪，这类机器钟都为王室和宗教机构所拥有。
之以是要建成“塔钟”，一方面是技能缘故原由，那时的时钟大多以下垂砝码作为动力装置，必须有足够的高度把重锤吊起来，让它在引力的浸染下一点点低落，靠这个力带动齿轮运转。另一方面，建造这种钟是用来安排修羽士的日常宗教活动的，目的是让教众更好地节制祷告及作息韶光。塔钟是修道院里最高最大的地标，谁也不能忽略它的存在。
伦敦大本钟所在塔楼是天下上最有名的钟楼之一。
为了把钟变小，古人一贯都很拼
不过自古以来，人们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将这些巨大的时计变小的努力。比如日晷就在欧洲被便携化，本日故宫博物院还藏有18世纪英国制造的“铜镀金赤道式日晷”，下层的方形地平盘边长25厘米，和iPad差不多大；还有更加袖珍的“铜镀金八角立表地平式日晷”，晷盘长6.2厘米，宽5.8厘米，基本便是个首饰盒大小。
古人还发明了沙漏、喷鼻香钟、烛炬钟等计时工具，类似于本日的秒表或者计时器，用来标记一个固定的韶光段。清代美食家袁枚在《随园食单》里写虾子勒鲞，就说“以一炷喷鼻香为度”；而麦哲伦船队进行环球航行时，每艘船上都带了18个沙漏。
即便是水钟，也有相对便携的“漏刻”。刘备的先人西汉中山靖王刘胜的墓里，就出土过铜漏。漏刻也被用于行军打仗，《武经总要》中就有记载：“凡军中，虽置水漏，则用更牌。”钟表与战役的联系，实在很早就开始了。
让我们把目光转向欧洲。到了15世纪，一项不起眼但足以改变历史的发明出身了，那便是发条。
别看发条只是一根钢条，它不管被卷到多紧，都会逐步恢复原状。这个“由卷到舒”的过程，就会产生动能。当金属带制成的螺旋扭力弹簧取代重锤成为动力源发条，钟表的体积就开始呈几何级地缩小，并衍生出了发条动力时钟。
在郑和受命第七次下泰西的1430年，法国勃艮第公爵菲利普就收到一个座钟，外表镀金，华美贵气，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发条动力钟，称作“勃艮第钟”（Burgunderuhr）。那么座钟还能不能变得更小呢？答案是肯定的。
透过“寸镜”看到的一枚爱彼腕表机芯。
表的时期从“蛋”开始
表的历史，彷佛与“蛋”有着不解之缘。
比如史上首枚已知腕表，便是一枚“鹅蛋”，是拿破仑的妹妹卡洛琳·缪拉王后在1810年定制的，由制表大师阿伯拉罕—路易·宝玑（Abraham-Louis Breguet）操刀打造。据档案记载，这是一枚椭圆形的腕表，本日宝玑的那不勒斯王后系列便以它为灵感，看上去便是个鹅蛋形的字母Q。
韶光再往前推300年，来到荒诞天子明武宗登基的1505年。纽伦堡的工匠彼得·亨莱因（Peter Henlein）制作了一块可以挂在脖子上的便携式时计，引来不少制表师效仿，而他们制作的一系列“挂表”，又被称作“纽伦堡蛋”（Nuremberg Egg），算得上是怀表的雏形。纽伦堡位于本日德国南部的巴伐利亚州，在当时是神圣罗马帝国天子直辖的城市之一，也是那时欧洲最富有的城市之一，以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有名。
宝玑那不勒斯王后系列8938腕表。
亨莱因年轻时曾是一名锁匠学徒。那时候，对付钟表制造这一新领域而言，锁匠是少数节制干系技能和工具的行当之一。分缘际会，亨莱因成了有名的制表师和发明家，而他制作出最早的便携式时计时，只有20岁，足见其才华。
如今，这块表被命名为“Watch1505”。这是一种可以挂在脖子或者外套上，带有装饰性的小型弹簧驱动时钟，整体由两个半球组成一个蛋形的构造。机芯则是铁制的，两个半球之间是黄铜的铰链。表壳由铜制成，上有镂空，乍一看有点像过去暖手用的手炉，不过当时的欧洲人则以为它像一种随身喷鼻香熏波曼德。打开表壳的上半部分，可以瞥见内部的表盘，表盘上只有一根时针，没有分针和秒针。
虽然这种表只能以小时计时，精度很差且价格昂贵，但由于具有前所未有的小型化特点，可以作为吊坠悬挂在脖子上或者用缎带挂在腰间，既都雅又时髦，因此受到贵族阶层的追捧。亨莱因的这枚“纽伦堡蛋”还有后续故事。1987年的时候，一枚“蛋表”溘然涌如今伦敦的一个古董跳蚤市场，倒了好几手之后在2002年被私人藏家收藏，2014年经专家评估被认为是亨莱因1505年的作品，估价在5000万~8000万美元，相称于3亿~6亿元公民币，切实其实比金蛋还值钱。
早期怀表“纽伦堡蛋”。
1905年，德国制表师协会在纽伦堡举行了纪念怀表发明400周年的钟表展，并为亨莱因建造了一座纪念喷泉。喷泉中心有一个代表“纽伦堡蛋”的球形构造，亨莱因站在上面，自满地看动手中自己的发明。
早期怀表出身往后，由于每天的偏差可能多达几个小时，因此德国、意大利和英国等国的制表师们，除了进行技能上的改进，也在工艺和造型上动起了脑筋—精度不足，颜值来凑。
纽伦堡的彼得·亨莱因雕塑。
总之，到了16—17世纪，无论男表女表，看起来都更像是一件有钱有闲人的高等玩物。如此一来，敲开了时尚大门的怀表，也不可避免地跟随贵族衣饰潮流的变革，不断创造出新的设计需求和利用场景。到1610年，怀表的表壳上开始装置玻璃镜面，人们还通过表链将怀表放在口袋里。
提到男性贵族衣饰的变革，马甲（waistcoat）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马甲的发明者听说是英国国王查理二世，这位国王曾经被克伦威尔驱逐，在欧洲大陆流亡，复辟后他就开始报复性享乐，人称“快活王”（Merrie Monarch）。
“快活王”搞时尚倒不令人意外，据记载，他发明马甲是在1666年。这一年一场大火烧毁了伦敦大约六分之一的建筑，在乡下躲瘟疫的牛顿瞥见一个苹果掉在地上，而查理二世的海军部首席秘书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在日记中写道：“国王昨天宣告了他的决议，他将确立一种时尚的服装设计……它的名字叫马甲，但我还不太理解它。”
有学者认为，查理二世的这一决定，是为了回应该时霸占时尚主导地位的法国服装潮流，而这种从盔甲的衬垫服装演化而来的马甲，却改变了人们在脖子上挂表的习气，开始选择把表放入口袋里。同时，为了适应偏紧身服装的盛行，表的形状变得越来越纤薄，终于形成了我们本日所见的“怀表”，并在此后的200多年里，一贯霸占着时计的主流位置。
分针的涌现源自科学家的“角力”
虽然怀表成了时尚好物，但精度的问题不办理，它就始终只是好看的配饰而已。于是科学界的大师们出场了，个中影响最大的便是“牛顿生平之敌”罗伯特·胡克与路易十四重金聘请的院士克里斯蒂安·惠更斯。
两个人比赛似的搞发明。1656年，先是惠更斯将伽利略的设想变成现实，制作了一个摆钟的原型，利用钟摆取代之前的重力齿轮，每天的偏差不到一分钟，这在当时已经很了不起；第二年，胡克又发明了一种样子像船锚的锚形擒纵，大大降落了钟摆摆动的幅度，固定了摆动的频率，提高精度。
之后两个人更较劲了，争夺起“游丝祖师爷”的名头。先是惠更斯宣告设计出了一种机器表，由于装置里有眇小弹簧（游丝），可以连续走几天都没偏差。他还在1675年请巴黎的有名表匠伊萨克·迪雷（Isaac Thuret）做了一只出来。
惠更斯与他的摆钟。
听说此事，胡克表示很生气，说类似的东西自己早在5年前就给皇家学会的同人展示过，尴尬的是会议记录已经找不见了。当年的胡克该当没少被冷嘲热讽，不甘心的他直接找到制表师托马斯·汤皮恩做了一个实物，还不忘在背后刻上“罗伯特·胡克发明，1658年；T.汤皮恩制作，1675年”，来为自己正名。
胡克还真是被“冤枉”了，2006年这份记录在汉普郡一所屋子的柜橱里被创造，上面白纸黑字写着：“1670年6月23日，罗伯特·胡克拿出了一个他自己设计的怀表。可以肯定地说，这个怀表该当能像吊钟一样走，而且不会停滞，可以走8天。”只可惜这份记录的创造迟到了300多年。
不管若何，摆轮游丝组件的涌现都使得钟表的偏差大大减小，早期的怀表也从昂贵的饰品转变为有用的计时工具，表盘的时针也不再孤独，由于又多了一根分针和它做伴。从巨大的钟楼到揣在兜里的怀表，从举头仰望到低头注目，一扬一抑之间，几千年的光阴倏忽而过。唯一不变的，便是刻画韶光的决心。
原文作者/范主
摘编/何安安
编辑/王青
导语校正/陈狄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