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大学出版社，2020年
冯京的角色定位与熙丰党争
冯京（1021—1094）字当世，宜州龙水（即今广西宜州）人[1]。由于其平生业绩包括家世、降生、求学、科第、婚姻等诸多方面均颇具传奇色彩，从南宋时起即成为戏曲中的主人公。在宋元南戏剧目中有《冯京三元记》，其改编本留传至今[2]。乃至在当代的俗话中还有“话错把冯京当马凉”一语。冯京在熙宁、元丰年间变法的关键期间，两次担当执政大臣[3]，累计长达10年之久，在北宋政治史上是一位较为主要的人物。他在变法中的角色，虽然说法不同，但学界迄今未作较为详细的稽核。本文试图略加探析，旨在深化对熙丰党争的认识。
一、所谓“中正不倚”
冯京在熙丰党争中的角色定位，大致有“中正不倚”与“旧党‘赤帜’”两种不同的说法。
“中正不倚”之说出自当时人之口，虽然可供参考，但不免含有偏见，很难成为为定论。至于偏见的成因，则在于力主此说者不外两种人。
一种是当年的旧党人士，如范祖禹。他在元祐初年任右谏议大夫时，建议冯京再次出任枢密使，其紧张情由是：冯京“初与王安石不合，后为吕惠卿所倾，个中正不倚之操，为先帝（指宋神宗）称挹”[4]。值得把稳的是：第一，宋神宗在冯京重病时，确实曾赐诏褒奖，称“渴想仪形，不忘梦寐”[5]。但“中正不倚”并非宋神宗所说，而是范祖禹的一己之见。第二，范祖禹身为旧党党魁司马光的门人、吕公著的半子，一向认为“王安石之法为非”，主见“修复祖宗旧政”，[6]在新党执政的绍圣年间远贬岭南并去世于贬所，崇宁年间别号列元祐党籍碑。他将冯京与新党“不合”、为新党“所倾”视为“中正不倚”，分明是其旧党态度的反响。
另一种是冯京的亲朋故旧，如彭汝砺。他在绍圣年间所作《冯京墓志》称：冯京“自以天子为心腹，屹然中立，不肯少自贬损”[7]。应该指出：第一，与范祖禹不同，彭汝砺在熙丰年间的新、旧党争中，态度相称超脱。第二，彭汝砺治平二年（1065）进士第一，冯京当时正担当知贡举。宋代“作碑谀墓”之风盛行，“谀碑多故吏学生之笔”[8]。彭汝砺作为学生，夸奖其座主冯京“屹然中立”，不免有浮夸乃至吹捧之嫌。
“旧党‘赤帜’”之说则出自当代学人之口。有学者认为：“御史中丞冯京为富弼之婿，他反对新法也颇起劲。”升任参知政事后，“守旧派又树起了一壁‘赤帜’”。[9]笔者曾采取此说：“富弼的半子冯京反对新法”，是“旧党在朝廷内部的首领”[10]。然而包括笔者在内的学人并未对此详加论证，甚至此说至今仍旧是个有待求证的假设。
如所周知，当时确有“赤帜”一说，且出自王安石之口。熙宁三年（1070）初，王安石反对宋神宗重用司马光，紧张情由是：司马光“但在高位，即异论之人倚以为重。韩信立汉赤帜，赵卒气夺。今用（司马）光，是与异论者立赤帜也。”[11]王安石所谓“赤帜”，分明是就司马光而言，与冯京并不相关。如果冯京果真是旧党“赤帜”，其党魁司马光势必大加讴歌。司马光也确实称颂过不少人，如他在熙宁四年曾说：“臣之鄙人，最出群臣之下，先见不如吕诲，公直不如范纯仁、程颢，敢言不如苏轼、孔文仲，勇决不如范镇”[12]。值得把稳的是，冯京此时正任执政大臣，但司马光正好没有夸奖冯京。仅由此人们对冯京系旧党“赤帜”之说也难免产生疑惑。
二、关于“旧党‘赤帜’”
所谓“赤帜”者，领袖人物也，出众的才智和崇高的威望是其必备的条件。司马光作为旧党“赤帜”，其才智与威望在旧党人士中罕见其匹。苏轼《司马君实独乐园》诗云：“师长西席独何事，四海望熏陶。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13]史载：“司马文正公以高才全德，大得天下之望。”[14]“（天下）以公为真宰相。”[15]“所至，民遮道聚不雅观，马至不得行。”[16]“及卒，京师之民皆罢市往吊。及葬，四方来会者盖数万人，哭之如哭其私亲。”[17]这类不无夸年夜之嫌的记载较多，不必逐一列举。而冯京的才智和威望则相称有限。学者之以是将他视为旧党“赤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冯京估计过高。实在，他是考场上的高手，政坛内的低能者。
仅就考场而言，冯京确实能力非凡。他在鄂州(治今湖北武昌)得到解元后，皇祐元年(1049)又在省试、殿试中拔得头筹。因其“所试皆第一”，于是“名声走天下”[18]，人称“冯三元”，博得“三魁天下之儒”[19]的雅誉。《宋史·论曰》：“进士自乡举至廷试皆第一者才三人，王曽、宋庠为名宰相，冯京为名执政”[20]。此说有误，查《文献通考·选举考五》可知，天圣二年（1024）的省元是吴感，宋庠当时名叫宋郊，仅为殿元即状元[21]。当以南宋史家李心传所说为是：“孙汉公（即孙何），淳化三年（992）举进士，自开封至南省、廷试皆第一，前未有也。至咸平五年(1002)，王沂公（即王曾）青州（今属山东）、南省、廷试皆第一。庆历二年(1042)杨审贤[22]（即杨寘），皇祐元年冯当世（即冯京），复皆第一。宋有国二百余年，为三元者止此四人耳”[23]。足见，连中三元在当时实属百里挑一。[24]
但就政坛而论，冯京的才干很有限。宋神宗“克意为治”、“事事把稳”[25]，对臣下管窥蠡测。他对冯京的总体评价不外乎“平”、“弱”两个字。神宗曾说：“（冯）京如何，似平稳”。王安石附和道：“京似平稳”[26]。在另一场合，神宗又说：“京弱”[27]。神宗这两句话、六个字，很值得玩味。所谓“京似平稳”,尚属中性。“京弱”二字，则显然具有贬义。所谓“弱”者，平庸也，低能也。宋神宗的评论相当中肯，冯京实属“平”、“弱”大臣。下面两“无”，即是其证。
其一，无突出政见。今人所编《全宋文》卷1362收录冯京文章仅11篇，不是例行公事之作，便是不疼不痒之文[28]。人们或许会说，缘故原由在于冯京《潜山集》已佚。然而值得把稳的是，宋人赵汝愚所编《宋朝诸臣奏议》及明人黄淮、杨士奇所编《历代名臣奏议》居然未收录冯京一篇奏议。很清楚，从赵汝愚到黄淮、杨士奇都认为，冯京的奏议质量太差，充数而已，无收录代价。冯京在政坛内，是个多栽花、少种刺，缺少担当精神，碰着棘手问题绕道走的官僚。如治平三年四月，“濮安懿王建庙，当行祭告。”冯京身为翰林学士，该当撰写祝文。但他不愿卷入“濮议”之争，即环绕应该如何爱崇宋英宗的生父濮王赵允让而展开的争斗。冯京婉言谢绝撰写祝文，其情由是：“本院未有体式，乞下礼院议”[29]。可见，《宋史》本传所说：“王安石为政，(冯)京论其更张失落当，累数千百言”[30]，并不可信。难怪御史中丞杨绘将冯京与王珪相提并论，上疏要求宋神宗“指挥冯京、王珪等，令各振其职，无苟且焉”[31]。如所周知，王珪外号“三旨相公”，他只知“取诏书”、“领诏书”、“已得诏书”[32]。而冯京与王珪相似，或可称为“苟且执政”。
其二，无明显政绩。在北宋中期，冯京与人称“阎罗包老”的包拯、外号“铁面御史”的赵抃都是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但冯京的趣闻生活方面居多，而包拯、赵抃的嘉话集中在政绩方面，有不少亲民、爱民的故事广为流传，“所至称善，民思不忘”[33]。可是《宋史》本传有关冯京政绩的记载相称笼统，无非是“其为郡守，诸县公事至，即历究之”[34]如斯。正好表明，冯京为官一方，政绩平平，在朝任职，并无建树。在数十年的仕宦生涯中，仅有一事略显才干，即平息茂州（治今四川茂汶县凤仪镇）少数民族事变。熙宁九年，冯京在知成都府任上，不滥杀，力争与其首领修睦，于是“夷人出大豕，盟，愿世为汉藩”[35]。处理政事，如果出了差错，冯京会沉痛反省，以争取主动。如熙宁三年玄月，大理寺上奏责怪麟(治今陕西神木北)、府(治今陕西府谷)、丰州(治今内蒙古五原西南)地方官吏玩忽职守，冯京立即上疏自劾：“臣昨为本路经略使，事无不总，而因循苟简，不能提振，以至上烦圣虑，望蚤降黜”[36]。宋神宗“优诏释其罪”。[37]王安石曾说：“（冯）京在中丞，充位耳”[38]。邓绾也称：“冯京预政日久，殊无补益”[39]。“充位耳”、“无补益”一类说法虽然出自其政敌之口，但从上述史实看，并非纯属向壁虚构。
冯京正好由于“平”、“弱”，其官场生涯虽非一帆风顺，但无大起大落，与同时期的高官如王安石、司马光乃至吕惠卿、蔡确、章惇、曾布等明显不同。王安石、司马光等人得意时，皇上百依百顺；失落意时，则遭贬逐。元丰四年（1081）正月，年逾花甲的冯京被解除枢密使，纯属志愿，应视为荣退。史载：“(冯)京数以疾求解机务”，宋神宗终于批准其要求，并下制褒奖，个中有“始终眷遇，出入显荣”[40]等语。总之，冯京政绩不突出，但政治地位突出；为官平庸，但仕途平坦。庸官少风险，能臣多坎坷，这在传统时期很常见，不足为奇。然而在人才济济的旧党，冯京这等平庸之辈很难成为所谓“赤帜”。
三、究竟与谁“为党与”
学者将冯京视为旧党“赤帜”，其紧张依据不外三句话。这些片言只语均有待讲求。
第一句是王安石所说：“士大夫不逞者以（冯）京为归。”其背景是：熙宁六年秋至次年春，各地久旱不雨。旱灾原来是个不争的事实，但因政治见不同而说法不一。宋神宗就此事讯问大臣，王安石否认“天旱更失落民气”，冯京则禀宣布：“臣亦闻之。”王安石立即责怪冯京：“士大夫不逞者以（冯）京为归，故京独闻其言，臣未之闻也”[41]。稽核史料的来源并进而辨别史事的真伪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尤其是熙丰史实因《神宗实录》数次反复编修，要加以辨析难度更大。应该指出的是，王安石此言仅见于《宋史》本传，为宋代各种史乘所不载。何况此言与王安石所说冯京“似平稳”、“充位耳”等语显然并不吻合。问题的关键还在于：究竟哪些士大夫“以（冯）京为归”？“不逞”的含义是不快意、不称心，王安石所说“士大夫不逞者”，应该是指对新法不满的旧党人士。如果当真如此，称冯京为旧党“赤帜”，确实言之凿凿。
第二句是张琥（后改名张璪）所说：“冯京为党与。”其起因是：熙宁七年四月，光州(治今河南潢川)法律参军、监安上门郑侠上疏宋神宗《论新法进流民图》。他因擅发马递而受到查处。所谓马递者，传送密急文书的快递也。郑侠此后又上《正派君子邪曲小人奇迹图迹》，他在奏疏中说：“（王）安石作新法，为民害。（吕）惠卿朋党奸邪，壅蔽聪明。独冯京创新，敢与安石校。请黜惠卿，用京为相”[42]。又说：“（冯）京及元绛、孙永、王存四人者，皆仁义人也”[43]。吕惠卿“奏侠谤国，欲置之大辟。”宋神宗还算比较开明，他说：“侠所言，非为身也，忠实亦可念，岂宜深罪之”[44]。郑侠先编管汀州(今属福建)，后徙英州(治今广东英德)。吕惠卿趁机陷害冯京，他“嗾御史张琥，并劾冯京为党与”[45]。神宗无处罚冯京之意，“以其枝蔓，有诏趣结絶”[46]。迫于来自吕惠卿等人的压力，冯京终于在熙宁八年正月被解除参知政事一职，守本官，知亳州（今属安徽）。这是冯京官场生涯中遭受的最大挫折，其实在宋代很常见，算不上多大的处罚。
冯京究竟与谁“为党与”？纵然称冯京与郑侠“为党与”，也并非确切无疑。有史籍记载，宋神宗问冯京：“卿识郑侠否？”冯京的回答是：“臣素不之识。”张琥责怪冯京“尝从（郑）侠借字画，遗之钱米”，但“取当世（即冯京）门历，阅视来宾，无（郑）侠名”[47]。何况郑侠虽系治平四年进士，但不过选人即幕职州县官而已，一“区区小官”[48]耳。就其地位而言，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士大夫。
在当时的士大夫当中，人们难免会疑惑元绛、孙永、王存与冯京“为党与”，缘故原由在于他们同时被郑侠夸奖为“仁义人”。可是，这四人“为党与”不仅无蛛丝马迹可寻，而且其政见各不相同，并非都是王安石所说“士大夫不逞者”即旧党人士。个中，王存大体可以视为旧党，他名列元祐党籍碑，紧张是由于在元祐年间出任尚书右丞、左丞等要职。但其政见并不外火，宋神宗认为他“虔诚无党”。王存后来在旧党执政期间，既掩护元丰官制改革，又主见连续施行保甲法，并反对伤害新党，认为：“人臣朋党，诚不可长，然或不察，则滥及善人”[49]。孙永在党争中，态度相称超脱。宋神宗时，曾知开封府。他肯定青苗、助役“法诚善”，认为其弊病在于“强民出息输钱代徭，不能无重敛之患。”他反对市易法，仅仅由于其“立法未尽”。《宋史·论曰》：“孙永之为人，庶得个中焉”[50]。至于元绛则是标准的新党，绝非王安石所谓“士大夫不逞者”。他在熙宁、元丰年间，历任翰林学士、知开封府、三司使、参知政事等要职。因力主新法而备受攻击，诸如“谄事王安石”[51]，“安石颐指气使，无异家奴”[52]等等。由上所述足见，所谓“士大夫不逞者以（冯）京为归”之说很难令人置信。
第三句是王安石所说：“盖（冯）京所恃以为心腹肾肠者,陈襄、刘攽而已”[53]。这一激愤之词仅见于李焘《长编》，为王安石《文集》及各种文献所不载。陈襄、刘攽虽然属于旧党人士，但他们如何与冯京结党，不仅查无实据，而且有其反证。《宋史·陈襄传》载：宋神宗“尝访人材之可用者，（陈）襄以司马光、韩维、吕公著、苏颂、范纯仁、苏轼至于郑侠三十三人对。”并特殊强调：“光、维、公著皆股肱心膂之臣”[54]。如果陈襄真是冯京的“心腹肾肠”，为什么他不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在皇上近前将冯京盛赞为“股肱心膂之臣”呢？从中还可看出，旧党当时的“赤帜”是司马光乃至韩维、吕公著，冯京并不在个中。尤其值得把稳的是，王安石的“陈襄、刘攽而已”一语。所谓“而已”者，仅止于此、不过如此之意也。假若此言确系王安石所说，正好是唾弃冯京党与极少，太可怜，不在话下。
四、确属“争而不力”
大凡旧党要员，在宋徽宗崇宁年间颁布的元祐党籍碑中险些都有其名讳。而冯京这位经历熙丰变法及元祐更化全过程的风口浪尖上的人物，竟碑上无名[55]。如果是由于他早逝，那么在他之前去世的司马光、吕公著、王岩叟、范百禄等人无一幸免。于是，岂止“赤帜”之说，就连冯京是否属于旧党，也是一个有待论证的问题。
冯京确实是旧党中坚、宰相富弼的半子。他在其夫人王氏去世后，娶富弼长女为妻，富氏去世后，又娶其妹为妻。因此，有前富、后富夫人之称，“两娶相家之女”[56]之说。实在，冯京的前富氏夫人在世时，富弼尚未拜相，仅官至枢密副使。严格说来，冯京仅“一娶相女”[57]。富弼在熙宁二年，因反对新法而罢相往后，对政坛的实际影响大大减小。何况冯京对付富弼，未必事事允从。如嘉祐末年，冯京知开封府，富弼要他去拜访韩琦，他颇有情由地回答道：“公（指韩琦）为宰相，从官不妄造请”[58]。并因而受到某些史籍夸奖。
冯京在变法中的角色究竟应该如何定位？显然不能紧张依据他是富弼的半子就贸然下结论，而应该重在他本人的理念和作为。南宋史家吕中指出：“当(王)安石变法之时，……力与之争者，唐介也。争而不力者，赵抃、冯京也”[59]。此说从前未能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实在相当中肯。冯京在变法中的表现，有以下三点值得把稳。
首先，冯京确实反对新法。史载：冯京“数与安石论辨”[60]；与吕惠卿“议事，亦多抵牾”[61]。但应作详细剖析。他所反对的紧张是免役法和保甲法。冯京说：“府界既淤田，又修差役，作保甲，人极劳敝。”他反对免役法，并无充足情由。宋神宗的回嘴很有力：“兼询访临近百姓，亦皆以免役为喜。盖虽令出钱而复其身役，无追呼刑责之虞，人自宁愿故也”[62]。王安石实行保甲法的终极目的因此府兵制逐渐代替募兵制。冯京反对保甲法，情由相称充足。正如苏轼所说：“昔三代之法，兵农为一，至秦始分为二。及唐中叶，尽变府兵为长征之卒。自尔以来，民不知兵，兵不知农，农出谷帛以养兵，兵出身命以卫农，天下便之。虽贤人复起，不能易也”[63]。募兵制是社会分工的结果、社会进步的表现，保甲法从根本上是说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倒退之举。此外，冯京还反对罢制科：“汉唐以来，豪杰多从此出。”吕惠卿回嘴道：“制科止于记诵，非义理之学”；“进士已试策，与制科策无异。”宋神宗“乃诏罢之”[64]。至于淤田，即用水将淤泥引入农田，以提高耕地肥力。宋神宗“令取一方土，如面，厚尺余。”冯京反对的情由是：“淤田如饼薄”[65]。仅仅由于淤田在某些地方是一项敷衍塞责的工程就断然否定，情由欠充足。
其次，冯京的态度并不算过分。司马光的信条大体是：“祖宗之法不可变也” [66]。文彦博也认为：“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落民气”[67]。与司马光等人不尽相同，冯京并不一概否定新法，主见对新法予以适度肯定：“朝廷立法，本意出于爱民。然措置之间，或有未尽。但当开广聪明，尽天下之议，便者行之，有不便者，不吝改作，则天下受赐矣”[68]。其态度相称理性。冯京与王安石之争在一定程度上是轻重缓急之争。冯京对宋神宗说：“臣常言：‘天下事，不可急。’”王安石当面回嘴：“有一日行之，而立见效者，亦不可不急”[69]。冯京曾说：“此等事不宜仓卒。”王安石的回答是：“因循至今，以是不免仓卒”[70]。
再次，冯京是王安石尚可接管的人物。有学者说：“王安石屡次提出要将他(指冯京)罢黜，宋神宗反‘以为可用’”[71]，并不完备是实事。由于冯京毕竟是旧党中人，“王安石恶(冯)京”[72]，此言不假。在王安石的私人书信中，有“无使齐年知”一语。“齐年者，冯京也。安石、京皆生于辛酉，故谓齐年”[73]。可见，王安石与冯京隔阂较深，对冯京戒备颇严。但冯京先任枢密副使，后任参知政事，宋神宗都同王安石商量，并取得其赞许。熙宁三年，宋神宗曾对王安石说：“京疏极谬，朕历与诘，难遽服。其非若不为人所惑，亦可用。”并问：“京何如？似平稳。”王安石回答道：“京似平穏，然烛理不明，若鼓以流俗，即不能自守。”所谓“为人所惑”、“烛理不明”、“不能自守”如斯，换言之，即态度欠武断。后来，神宗又问：“令作枢密副使，如何？”王安石予以肯定：“欲用之，何不可!”[74]于是，冯京在当年七月，出任枢密副使。神宗“欲并用(冯)京及(司马)光”，王安石说：“司马光固佳。今风尚未定，议论尚纷纭，用光即异议有宗主，事无可为者。”神宗又问：“京弱，并用光，何如？”王安石武断反对：“比京差强，然流俗必以为宗主，愈不可胜”[75]。可见，冯京并非旧党“宗主”，其“宗主”乃司马光也。王安石不仅反对司马光，而且排斥自己的儿女亲家吴充。神宗“初欲用(吴)充参知政事，王安石曰：‘充与臣有亲嫌。’上以为无害。安石曰：‘充岂能忘形迹，若论议之间，顾形迹则害国事’。”冯京因而在当年玄月，取代吴充，任参知政事。史载：“充性谨密，在两府数乗间，言安石政事不便。上以个中立无私”[76]。可见，王安石之以是不认同吴充，避嫌不是紧张缘故原由，政见不同才是其症结。至于王安石何以尚可接管冯京，其紧张缘故在于冯京无武断态度，能力又较弱，不外火，不碍事。冯京身为执政大臣，并无多大建树与作为。史载：“(曾)布为都检正，故事白荆公(即王安石)即行。时，冯当世(即冯京)、王禹玉(即王珪)并参政。或谓：‘当更白二公。’布曰：‘丞相已定，何问彼为?俟勅出，令押字耳’”[77]。冯京例行公事，“押字”而已。难怪当时人责怪：“京在政府，曾无补益”[78]。又说：“若夫冯京、王珪，同列预政，皆依违自固，不扶颠持危，虽心悟其非，而无所救正，己之进退，又媕婀而未定，皆非所谓辅臣之体”[79]。还说：“冯京知而不言，王珪曲事安石，无异厮仆”[80]。而王安石则称：“自议新法，始终言可行者，曾布也。言不可行者，司马光也。余皆叛而复附，或出或入”[81]。实在，冯京与当时大多数大臣一样，大致属于“或出或入”者，并非态度“偏执”的旧党。
五、支属“趋向互异”
关于熙丰党争，从南宋以来，人们每每一概认为新党邪、旧党正，新法恶、旧法善。到20世纪中期，这一传统的思维定势终于被打破。然而无形之中形成了多少思维模式，诸如新党进步、旧党守旧，新法应行、旧法当废等等。上世纪晚期往后，这种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的办法明显改进。以冯京而论，就其政见来说，他固然大体属于旧党，但很难说他是个执拗不化的守旧拙子。冯京反对某些新法，对与错、有理与无理兼而有之，不可一概而论。熙丰党争错综繁芜，以下三点彷佛值得进一步把稳。
第一，支属并非一概翅膀。宋神宗与其不少支属便政见不同，他的嫡祖母宋仁宗曹皇后、生身母宋英宗高皇后、同母弟吴王赵颢都认为：“王安石变法浊世界”[82]。此外，如王安石与其弟王安国、韩绛与其弟韩维、曾布与其弟曾肇均政见相左。南宋绅士洪迈说：“王安石引用小人，造作新法，而弟安国力非之。韩绛附会安石，制置三司条例，以得宰相，而弟维力争之。曾布当元符、靖国之间，阴祸善类，而弟肇移书力劝之。兄弟邪正之不同如此”[83]。“小人”、“善类”、“邪正”如斯，分明是其传统思维定势的表示，不雅观点虽不敷取，但所说兄弟政见不同则是实情。凡此各类，研究者们均耳熟能详。可是,但凡支属即政见相同，仍旧大有成为思维定势之势。如紧张由于冯京是富弼的半子，就断言他必属旧党无疑，并且态度一定过分，即是一例。如前所述，冯京无非是个相称理性的旧党人士而已。如果说冯京与其岳父富弼政见大体相同，那么在冯京的半子、孙半子当中，则有与其政见相左者。如蔡懋（原名蔡渭）就与其丈人冯京政见不同，实属新党中坚。他在宣和年间，既谄事蔡京兄弟父子，又巴结宦官梁师成，累官至同知枢密院事、尚书左丞，其支属“为侍从、为郎、为监司，一门贵震当世”[84]。又如朱谔（原名朱绂）也与其太岳父冯京政见迥异，他献媚蔡京，“趋走其门”[85]，在大不雅观年间曾任尚书右丞。可见在北宋中后期，支属政治“趋向互异”，分属新、旧两党的征象并不少见。
第二，两党并非水火不相容。按照学界多年以来所形成的思维定势，冯京作为旧党，与新党人士势必势不两立，与旧党中人该当亲密无间。然而事实并不尽然。冯京与王安石至少能对话，乃至还可在极小范围内密谈。如熙宁五年底，“王安石以病谒告弥旬，乃求解机务，且入对，上面还其章。安石固求罢，上不许。”宋神宗“令冯京、王珪谕旨，于是安石复入视事”[86]。看来，冯京对付王安石，还能起到开导浸染。冯京与旧党中人，并非无辩论。史载：元丰三年（1080），“冯当世、孙和甫(即孙固)、吕晦叔(即吕公著)、薛师正(即薛向)同在枢府，三人屡于上前辩论，晦叔独黙不言。既而，上顾问之，晦叔方为之开析可否，语简而当，上尝纳之”[87]。在当时枢密院的四名主座中，可谓旧党压倒新党，除薛向一人可称新党中人，其他三位都是旧党人士。然而他们三人之间辩论仍旧相称频繁和激烈。御史中丞吕诲作为旧党人士，既剧烈鞭笞新党党魁王安石，又高调弹劾旧党中人冯京。《实录·冯文简公京传》载：冯京“为御史吕诲所劾，且论：‘京所至嗜利，西人目为金毛鼠。’以其外文采而中实贪畏也”[88]。各类迹象表明，冯京和当时不少大臣一样，党派偏见并不太深。范祖禹、彭汝砺夸奖冯京“中立不倚”，并非纯属天花乱坠。尤其值得把稳的是，熙宁执政、元丰宰相蔡确可谓标准的新党中坚，但冯京次女居然许配蔡确之子蔡懋。人们对此不免很不理解，时任右谏议大夫的范祖禹解道：“京虽有女嫁蔡确，然趋向互异。”并称：“文彦博亦与蔡确为婚姻，吴充亦与王安石为亲家，何尝相党？若趋向皆同，纵不为亲，自是党也” [89]。足见，虽然政治“趋向互异”，并不影响双方联姻。据此，邓小南教授指出：“当时的全体社会氛围与人际关系，并不像重在政治事宜的史乘所显示的那样紧张。即便在‘党争’气氛日益严重的北宋中后期，新旧交往亦非罕见”[90]。这一论断相称精到，理应引起学界重视。
第三，士大夫并非非新即旧。熙丰党争的研究者每每总想分别开列两张较为准确的新、旧两党人士名单。可是由于新、旧两党壁垒并不非常分明，这是一件难度较大的事。实在，当时人早已开列过这类名单，但没有一张是准确无误的。就旧党人士名单来说，以崇宁三年（1104）六月颁布天下的元祐党籍碑最为有名，但错谬乃至荒诞之处也最多。[91]早在宣和年间，碑上有名确当事人刘安世就说：元祐之党“止七十八人，后来附益者非也”[92]。南宋时，费衮进一步指出：“盖绍圣初，章子厚(即章惇)、蔡京、（蔡）卞得志，凡元祐人皆籍为党，无非一时忠贤，七十八人[93]者，可指数也。其后每得罪于诸人者，骎骎附益入籍。至崇宁间，（蔡）京悉举不附己者，籍为元祐奸党，至三百九人之多。于是，邪正稠浊，其非君子而入元祐党者，盖十六七也”[94]。王明清也说：“但与元长（即蔡京）异意者，人无贤否，官无大小，悉列个中，屏而弃之，殆三百余人”[95]。“十之六七”之说或许言过实在，但碑上有名的章惇、曾布、张商英等人分明是相称标准的新党。就新党人士名单来说，左谏议大夫梁焘在元祐年间曾开列。这张新党人士名单分为两部分：“蔡确亲党：安焘、章惇、蒲宗孟、曾布、曾肇、蔡京、蔡卞、黄履、吴居厚、舒亶、王觌、邢恕等四十七人。王安石亲党：蔡确、章惇、吕恵卿、张璪、安焘、蒲宗孟、王安礼、曾布、曾肇、彭汝砺、陆佃、谢景温、黄履、吕嘉问、沈括、舒亶、叶祖洽、赵挺之、张商英等三十人”[96]。这张名单的问题同样相称明显。如曾肇，前文已论及，洪迈便认为，他与乃兄曾布政见不同，并非新党人士。曾肇既被梁焘列入新党，又被蔡京列为旧党，或许正好表明他在新旧党争中态度比较超脱。再如王安礼，其政见介乎于其兄王安石与其弟王安国之间，只怕不能将他视为新党。《宋史·论曰》：“安石恶苏轼而安礼救之，昵（吕）惠卿而安国折之”[97]。谏官责怪彭汝砺为蔡确同党，当时以太皇太后身份垂帘听政的宋英宗高皇后回嘴道：“汝砺岂党（蔡）确者！
”[98]梁焘将他列入王安石亲党，同样不确切。对付“新旧之政”，彭汝砺的主见是“政无彼此之辨，一于是而已”[99]，并以此立身行事。他在《冯京墓志》中盛赞冯京“屹然中立”[100]，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照自己的志趣和面貌来塑造自己已故的座主。至于陆佃，罗家祥教授颇有依据地认为，他是“真正置身于两党之外的官员”[101]。此外，如熙丰之际曾任宰相的吴充与王安石同中有异，与司马光异中有同，号称“中立无与”[102]，至多只是一位较为理性的新党人士而已。而官至给事中的程师孟则“累领剧镇”[103]，阔别朝廷，大体置身于党争漩涡之外。由于政见比较靠近，冯京与这类官员，关系相称融洽。其《赐宴史院和首相吴公（指吴充）原韵》诗云：“天密丛云晓，风清一雨余。三长太史笔，二典帝皇书”[104]。他对吴充可谓敬仰有加。而冯京对程师孟则赞不绝口，有《送程给事（指程师孟）知越州》诗可证：“才毫无地展经纶，白首归来万里身。持节气凌沙漠使，怀章荣动会稽人”[105]。总之，熙丰年间的士大夫并非非此即彼，非新即旧。实在，新、旧两党的中坚人士固然应该研究，像吴充、孙永、彭汝砺、程师孟等游离于两党之外的中间人物同样值得磋商。如此方有助于靠近熙丰党争的原形，并揭示其繁芜性。
原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年第4期。
注 释
[1]李贤等编《明一统志》卷84《庆远府》载：“冯京，宜之龙水（今广西宜州）人，从其父游，寓籍江夏（今湖北武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总第473册，第761页）。《宋史》卷317《冯京传》称：“冯京字当世，鄂州江夏人”（中华书局1977年，第10338页），误，江夏仅是其寄居应考之地。
[2]毛晋：《六十种曲》第二册《三元记》，中华书局1982年。
[3]冯京两次官至执政大臣，第一次：自熙宁三年（1070）七月至熙宁八年正月，历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第二次：熙宁九年十月至元丰四年（1081）正月，先知枢密院事，后任枢密使。
[4]《宋史》卷317《冯京传》，第10340页。
[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91元丰元年八月丁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影印浙江书局本，第2747页。
[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33元祐四年玄月乙酉，第4076页。
[7]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密县文物保管所：《密县五虎庙北宋冯京夫妇合葬墓》，《中原文物》1987年第4 期，第89页。
[8]不著撰人：《群书会元截江网》卷30《国史·时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影印，第441页。
[9]何忠礼：《也谈王安石变法失落败的缘故原由》，《杭州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98页。
[10]张邦炜：《中国封建王朝兴亡史·两宋卷》，广西公民出版社1996年，第112页。
[11]《宋史》卷336《司马光传》，第10765页。
[12]司马光：《上神宗论新法》，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115《财赋门·新法七》，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央校点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254页。
[13]苏轼：《东坡七集·东坡集》卷8《司马君实独乐园》，《四部备要》第77册，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第82页。
[14]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2《名臣》，李伟国点校，中华书局1981年，第17页。
[15]《东坡七集·东坡集》卷36《司马温公行状》，《四部备要》第77册，第252页。
[16]《宋史》卷336《司马光传》，第10767页。
[17]徐自明撰、王瑞来校补：《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9“元祐元年玄月丙辰司马光卒”，中华书局1986年，第564页。
[18]中国文物研究所、河南文物研究所编：《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一）》，文物出版社1994年，下册，第351页。
[19]不著撰人：《氏族大全》卷1《一东·冯·两娶相女》，《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总第952册，第76页。
[20]《宋史》卷317《论曰》，第10352页。
[21]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2《选举考五·举士》，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第305页。
[22]“杨审贤”原作“杨审言”，误，据《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改。《宋史》卷443《文苑传五·孙唐卿传》附《杨寘传》载：“杨寘，字审贤”（第13100页）。
[23]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3《取士·国朝三元》，徐规点校，中华书局2000年，第271-272页。
[24]所谓“连中三元”，常日是就进士科而言，不包含明经科。《宋史》卷342《王岩叟传》载：“（仁宗）初置明经科，岩叟年十八，乡举、省试、廷对皆第一”（第10891页）。有学者认为王岩叟“连中三元”，不确。
[25]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27《本朝一·神宗朝》，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94年，第3046-3047页。
[26]洪业等编：《琬琰集删存》卷3《冯文简公京传(实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92-395页。
[2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3熙宁三年七月壬辰，第5167-5168页。
[28]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1362《冯京》，巴蜀书社1988年，第31册，第711-718页。
[2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8治平三年四月丙戍，第5048页。
[30]《宋史》卷317《冯京传》，第10339页。
[3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0熙宁四年仲春甲子，第5346-5347页。
[32]《宋史》卷312《王珪传》，第10243。
[33]《宋史》卷316《论曰》，第10332页。
[34]《宋史》卷317《冯京传》，第10340页。
[35]《琬琰集删存》卷3《冯文简公京传(实录)》，第394页。
[36]《全宋文》卷1362《冯京·以河东麟府等州城垒兵械不治自劾疏》，第31册，第713页。
[3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5熙宁三年玄月壬子，第5247页。
[3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3熙宁三年七月壬辰，第5167页。
[39]魏泰：《东轩笔录》卷5，李裕民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第53页。
[40]《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8“元丰四年正月辛亥冯京罢枢密使”，第490页。
[41]《宋史》卷327《王安石传》，第10548页。
[4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4熙宁七年六月乙亥，第6207-6208页。
[43]《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8“熙宁九年十仲春丙午冯京知枢密院事”，第470-471页
[44]司马光：《涑水记闻》卷16，第323页，邓广铭、张希清点校，中华书局1989年。
[45]《宋史》卷321《郑侠传》，第10437页。
[4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9熙宁八年正月庚子，第6311页。
[47]《涑水记闻》卷16，第322页。
[48]《宋史》卷321《论曰》，第10437页。
[49]《宋史》卷341《王存传》，第10871、10873页。
[50]《宋史》卷342《孙永传》，第10901-10903页。
[51]《宋史》卷343《元绛传》，第10907页。
[52]《宋史》卷327《王安石传附唐坰传》，第10552页。
[5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3熙宁三年七月壬辰，第5167页。
[54]《宋史》卷321《陈襄传》，第10421页。
[55]参看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21《禁元祐党人上》，李之亮校点，第2021-2040页，黑龙江公民出版社2006年。
[56]《氏族大全》卷1《一东·冯·两娶相女》，《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总第952册，第76页。
[57]参看邓小南：《剪不断，理还乱：有关冯京家世的‘拼织’》，黄宽重主编：《基调与变奏：七至二十世纪的中国》第1册《政治思想》，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2008年印行，第173-174页。
[58]《宋史》卷317《冯京传》，第10339页。
[59]吕中：《宋大事记讲义》卷17《神宗天子·罢市易法》，《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总第686册，第360页。
[60]《宋史》卷317《冯京传》，第10339页。
[61]魏泰：《东轩笔录》卷5，第53页。
[6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1熙宁四年三月戊子，第5370页。
[63]《宋史》卷338《苏轼传》，第10811页。
[64]陈均：《皇朝编年大纲备要》卷19，熙宁七年五月“罢制科”，许沛藻、金圆、顾吉辰、孙菊圆点校，中华书局2006年，第466页。
[6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3熙宁四年五月乙未，第5423页。
[66]《东坡七集·东坡集》卷36《司马温公行状》，《四部备要》第77册，第252页。
[6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1熙宁四年三月戊子，第5370页。
[68]佚名：《宋史全文》卷12上熙宁七年四月己丑，李之亮校点，黑龙江公民出版社2005年，第604页。
[6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0熙宁四年仲春丁丑，第5359页。
[7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1熙宁七年三月壬寅，第6110页。
[71]何忠礼：《也谈王安石变法失落败的缘故原由》，《杭州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98页。
[7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0熙宁八年十一月已卯，第6624页。
[73]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20《哲宗委任台谏》，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第359页。
[74]《琬琰集删存》卷3《冯文简公京传(实录)》，第393页。
[75]《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7熙宁三年仲春壬申“司马光枢密副使”，第413页。
[76]《太平治迹统类》卷13《神宗任用安石》，第278页。
[77]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13，李剑雄、刘德权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第144页。
[7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0熙宁八年十一月已卯，第6624页。
[79]《宋朝诸臣奏议》卷116《财赋门·新法八·上神宗剖析曾布札子(刘挚)》,第1268页。
[80]《皇朝编年大纲备要》卷19熙宁五年八月“贬唐垧”，第455-456页。
[81]曾慥：《类说》卷16《始终言新法》，《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总第873册，第287-288页。
[82]《琬琰集删存》卷3《王荆公安石传（实录）》，第373页。
[83]洪迈：《容斋随笔·三笔》卷3《兄弟邪正》，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454页。
[84]《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3“靖康元年仲春癸卯蔡懋罢尚书左丞”，第823页。
[85]《宋史》卷351《论曰》，第11114页。
[86]《宋史全文》卷12上熙宁六年正月辛亥，第597页。
[87]司马光：《涑水记闻》卷14，第286页。
[88]洪业等编：《琬琰集删存》卷3《冯文简公京传(实录)》，第393页，上海故居出版社1990年。
[8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30元祐四年七月庚辰，第4053页。
[90]邓小南：《剪不断，理还乱：有关冯京家世的‘拼织’》，黄宽重主编：《基调与变奏：七至二十世纪的中国》第1册《政治思想》，第185页。
[91]参看罗家祥：《朋党之争与北宋政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46-260页。
[92]王应麟：《困学纪闻（全校本）》卷15《考史》，翁元圻等注，栾保群等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692页。
[93]“七十八人”，王明清《挥麈录》后录卷1作“七十三人”。
[94]费衮：《梁溪漫志》卷3《元祐党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7页。
[95]王明清：《挥麈录》后录卷1《类编元祐党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第65页。
[96]《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9“元祐元年闰仲春庚寅蔡确罢相”，第537页。
[97]《宋史》卷327《论曰》，第10558页。
[98]《宋史》卷346《彭汝砺传》，第10975页。
[99]《琬琰集删存》卷2《彭待制汝砺墓志铭（曾肇）》，第228页。
[100]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密县文物保管所：《密县五虎庙北宋冯京夫妇合葬墓》，《中原文物》1987年第4 期，第89页。
[101]罗家祥：《朋党之争与北宋政治》，第226页。
[102]《宋史》卷312《吴充传》，第10240页。
[103]《宋史》卷331《程师孟传》，第10662页。
[104]王明清：《挥麈录》后录卷1《神宗诏史院赐宴，史官就席赋诗》，第55页，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
[105]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卷578《冯京》，第679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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